公安机关的自利性与公共性冲突与博弈

政府代表公众委托公安机关来行使管理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职能,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严重损失和公安机关公共性的丧失。本文通过博弈论的方法论证分析了政府(公众)作为委托人与公安机关之间博弈冲突,得出新的纳什均衡为(信任,廉洁)。最后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安机关的自利性与公共性冲突得以消解。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应然属性,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则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实然属性。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主体的垄断性和自利性、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公共政策目标的非公平性、公共政策信息的非共享性等。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增进公众福祉的重要手段,它天然地具备“公共性”.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从各角度厘清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内涵,分析“公共性”衰减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从医疗改革看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老病死,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也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来看经济发展成果,看政府管理能力,看政府政策的公共性,看社会和谐公平。本文正是通过对医疗改革的分析,来阐述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提升之道。     

论政府利益与我国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偏离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政策偏离公共性的问题,并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作为政策制定主体—中央政府以及政策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构建有效的公共政策机制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重要保证。     

论新闻职业公共性的实现困境与途径

新闻职业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公共性和公益性.主要表现在:新闻职业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新闻信息的生产者与提供者,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作用;同时,新闻职业作为稀缺公共资源的受托使用者,必须对社会公众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职业公共性的实现面临着自利性和阶级性的双重挤压而陷于困境.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有效的途径来充分实现新闻职业的公共性.     

行业协会自利性及其法律规制

行业协会不仅具有共利性和公利性,同时也客观存在自利性,即为其自身谋求利益的功能属性.自利性是任何一个独立主体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属性.尽管行业协会的自利性存在种种局限性,但在一定制度安排下,行业协会的自利行为亦有利于企业共同利益.对于行业协会的自利行为不应一味地加以否定,而是要从制度层面对其加以规范和约束,将其控制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之中.     

如何防止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基于四种类型划分的案例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和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如何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为全面探究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发生原因,论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现象进行了类型划分,从"流失阶段"和"动力来源"两个维度,将其划分为"源头自利型""源头捕获型""下游自利型""下游捕获型"四个类型,并根据每个类型的特点,选取了对应的典型性案例。通过比较上述类型及案例,发现防止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要做到:通过有效制衡制约公权力自利性;保障民众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政策议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束缚;完善腐败治理体系以防止公权力被捕获。     

试论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政策问题的构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评估。价值取向关系着公共政策是否能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的隧道阻遏研究

日渐活跃的企业并购在给我国上市公司带来发展繁荣的同时,亦为控股股东的自利性行为提供了新的媒介和手段,其往往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股权、资产的移转来实现利益输送,不断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掏空上市公司,而立法上的缺漏和监管上的匮乏却对此捉襟见肘。面对屡见不鲜的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法律的不完备性日渐显现,使得私法诉讼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输送阻遏手段,而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和自律机制将能有效补充司法处理的短板。因此,针对控股股东愈渐隐蔽化的自利性并购行为,应该以"分而治之"的思路建构全景式的三维法律治理方案,从司法救济、证券监管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等制度维度进行全面治理,特别是通过优化证券监管职权配置和明确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来增强阻吓频度与力度,最终有效阻遏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西方契约论的两个传统:自利与非自利

西方契约论大体有两个传统:一是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哥梯尔发展形成的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是基于谈判各方立足自身利益经谈判所制定的契约或达成的共识,自利理性是唯一的理性原则。二是从卢梭到康德再到罗尔斯、斯坎伦发展形成的非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原则是由平等自由的个体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或理想达成的共识所决定,自利理性并非唯一的理性原则。应该说,这两种传统都试图证明或预设某种终极的价值,但每一种价值本身却又无法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因而,二者都无法回答规范伦理学中什么使一个行动成为道德的行动的问题,而斯坎伦所指出的他人无法合理的反驳则为我们指出了未来道德共识的可能路向。     

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人类社会逐步陷入了发展的困境——生态环境恶化。摆脱发展困境的唯一选择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必须有公共政策作保障,因为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只有加强与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各国的立法者,寻找一国社会公共利益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之间的平衡点是任重而道远的。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各国立法者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的限制也逐渐放宽。本文将分别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以及对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发展趋势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国际商事仲裁中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项基本问题,公共政策也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密切。本文在对二者的内涵、作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着从两方面阐述二者的关系:一是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二者之间的差异;二是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的限制,具体从国内公共政策、涉外公共政策和跨国公共政策三个方面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尽管公共政策对可仲裁性的影响在弱化,但公共政策的作用依然必不可少,其角色已经从仲裁的主要障碍演变为仲裁的重要保障。     

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争议事项是否可以仲裁,是国际商事仲裁中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也是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加以澄清和解决的一个问题。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不断发展,公共政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已大为减少,自由处分性和可和解性已成为判定争议事项是否可以仲裁的主要标准,同时,各国对国内和国际争议事项的区分以及国内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划分、要求仲裁员对公共政策的适用以及对公共政策的限制性解释与适用,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法争议变得可以仲裁,彰显出公共政策事项可仲裁性的扩大化趋势。     

从内外资并税问题看公共政策博弈

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已经闭幕,曾经被财政部积极推进的内外资并税方案并没有被提交讨论.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为避免明年两税合并继续搁浅,财政部可能对合并草案做出一些调整,可能对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过渡期延长到10年,也可能将此优惠在新法中尽量保留.     

官僚机构与公共政策

官僚制是一种被设计来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理性的组织结构,然而在一个高度复杂和技术导向的社会中,官僚机构不但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是主要决策者。     

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反映的社会要求,使经济法应运而生。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

结合<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临时报告>和<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最终报告>,以及若干外国司法实践中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案例,探讨国际公共政策的含义和公共政策的审查范围,并重点对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体上的公共政策和程序上的公共政策进行介绍,以使我国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合理运用"公共政策"这一抗辩事由,在充分尊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同时有效保护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经济利益.     

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

经济法以维护社会的公共经济利益为其目的、并对社会的经济生活进行协调与管制,作为社会本位法,经济法具社会公共性。其社会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其调整机制、调整对象及法益目标之上,其实现方式为建立公平竞争及宏观经济管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