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后的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这些年持续发力,体现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问责制度要想起到实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机制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官员开博贵在“真”

要“真心”开博。官员博客的内容应该是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生活际遇、苦闷快乐，不做作、忌伪装。如果官员大摆官架子，居高临下，长期“看帖不回帖”、网页不更新，甚至安排秘书代写日志，只会激起网民对“官博”的反感。要“真实”说事。在网络空间里，     

差异化叙事: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及其影响

在地方治理场域中,地方官员作为兼具"国家代理人"和"社会代理人"双重代理角色的治理主体之一,是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一环。研究发现,科层制中地方官员的行政逻辑并非完全是遵从制度预设,按部就班地行事,而是在制度、利益、关系、能力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现出不同于规范行政的差异化行为。从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地方官员行政逻辑的差异化叙事可从任务—态度—次序—行动这一结构链来理解,不同的任务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形塑地方官员的态度,进而有次序地采用多样性、策略性和选择性的行动。差异化叙事的效能价值凸显于地方官员行政的非正式运转之中,具备了一定意义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也需考量和警惕差异化叙事潜在的负面影响。     

论公共行政场域中的社会资本

在民主制条件下公共事务得以协商解决,最基础的支持要素是存在共同理解的知识系统。社会资本作为动力因素和联结机制,创造了一种话语规则,为公共对话提供舞台,使得公民真实表达政治意愿,参与进政策网络来合作协商解决集体困境。社会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逻辑下表现为价值观、信任、互惠机制以及非正式规范等形式。社会资本发挥效能的宪政背景、民主参与的特质以及合作治理的秩序,其隐喻在于发展民主制行政的范式。     

官员财产申报：民意与权力的PK

日前．对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破冰之拳”,各地官员与民众的反应截然不同。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州市官员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七成受访官员反对“财产申报”制度;而另一项网络调查显示,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财产要不要申报、能不能公示,成了民意与权力的PK。     

官员向下表态与政策执行过程匹配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官员向下表态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匹配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空白之一，向下表态是官员在科层体系中分配政策执行权力的方式。官员向下表态可引发四种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资源的行政性执行、基于行政强制力的政治性执行、基于地方情境的协商性执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权宜性执行。行政性执行主观性强，容易产生公共资源浪费；政治性执行缺乏权力监督，容易造成执行偏差；协商性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政策执行的“次优绩效”;权宜性执行滋生形式主义，容易引发基层“空转”。在政策精确化、社会智能化和行政责任化的背景下，官员向下表态时，应提升表态清晰度，避免模糊表态，提升表态能力，克服表态失灵，提高表态责任，摒弃避责心态。     

监督对遏制官员腐败意义的经济学分析

影响官员腐败的诸多因素中,官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重要的因素。通过经济学的分析,验证监督要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至关重要;采用干预、遏制和惩罚腐败的政府和公众监督的合围策略,以法制建设、部门监督、公开透明的官员管理体系、新闻媒体攻略和群众举报等途径,对腐败现象进行有效监督。     

论政党协商的双重属性与内在张力

中国政党多党合作制度的包容性决定了政党协商同样会兼具多重属性,具体体现为大众民主属性和精英民主属性。而政党协商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政党协商在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中存在内在张力:制度设计与实际功能之间的矛盾、党委期待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之间的矛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意愿与党委现实态度之间的矛盾。在开展政党协商时,要合理调适政党协商的双重属性,确保二者之间的平衡协调:坚持政党协商的大众民主属性,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度;发挥政党协商的精英民主属性,提升民主党派的参与实效;根据实际条件,选择差别化的政党协商发展模式。     

对我国官员“引咎辞职“现象的思考

引咎辞职是针对党政官员的一种问责制度,体现了对官员的监督和对行政责任的强化,文章对引咎辞职的内 涵、实施的意义及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探讨。     

官员晋升博弈的一个综合分析

晋升牵动官员核心利益,为谋取晋升,官员与掌握晋升权的上级之间经常演现理性序贯博弈。上级交替运用常规管理和非常规管理,官员对应采取正式谈判博弈、非正式谈判博弈与"准退出"博弈三种策略选择。正式谈判对于官员实现晋升效率往往不高,或者官员较难掌控;非正式谈判败坏党纪国法,亦有损官员间晋升公平,"准退出"选择则会架空上级政策意图,或造成官员反生产行为。新常态下为将官员激励搞对,进一步激发官员引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中央或上级立场需要相应采取措施:规引正式谈判,抵制非正式谈判,以及抑止"准退出"选择。     

中国官员财产公示问题研究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权力制约的制度化。学者、官员与民众基于不同利益诉求,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存在争论。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要做好顶层设计,界定并实现其底线、中层和高层价值。制度设计是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未来走向。建立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需要渐进式、日程化的设计。     

“官员复出”何以触犯众怒——兼论“官员复出”的规范化

“官员复出”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其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因为官员任用这一普通行政程序，在信息时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复出”行为触犯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透过对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和依法行政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官员复出”的规范化．提供借鉴。     

官员微博正能量提升的实践逻辑

官员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网络政治生态,具有正能量和负能量作用的二重性。微博的自身特性使得官员微博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均存在深层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官员微博正能量的生成。提升官员微博正能量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立严格的官员微博身份认证的审核制度,促进民众期待与官员微博功能的双重调整,加强官员微博公共性的制度建设等有效措施。     

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难的政治学分析

官员申报财产立法，是进行权力监督、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当前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难的现象，对于维护社会转型期的总体稳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政府体制、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决策与政治发展规律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阻碍作用，认识到官员申报不仅是法制建设问题，更是复杂的政治学问题，充分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有序渐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经济学角度解析官员道德风险问题

预防和杜绝官员道德风险问题,保证政府的高效廉洁,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了一个期望效用模型,推导出引发政府官员道德风险的要素。在明确了腐败与额外收益、工资、腐败被发现后的收入、官员的任期、预期贴现率、被发现查处的概率等因素的关系后,提出了对腐败综合治理的对策。     

腐败官员的情妇犯罪适用罪名研究

随着党和政府反腐败行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官员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而在这些官员的身边几乎都能看到情妇的存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对官员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之外,其情妇应当根据不同的犯罪行为而适用不同的罪名定罪处罚,以达到惩治犯罪行为、净化社会风气的目的。     

论党政官员问责制——关于党政官员问责的概念、模式、程序和趋势研究

针对一部分官员存在职务不作为、职务违纪违规、职务犯罪三种违规症候,党和国家采取了对应的三种追究形式,即官员问责、纪律处分、刑事处罚。其中,党政官员问责制就是侧重职务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追究形式。党政官员问责制的模式包括六大要素,即主体、对象、范围、形式、程序和结果运用等。实施党政官员问责刺,一要精确把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精髓;二要对官员问责具体涉及的法律法规、过错事实、官员过错与重大事故的因果关系、责任追究的种类十分清楚;三要明确问责主体（决定机关、办事机关）和问责程序并严格按党纪和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办事。     

儒家思想和日本的官员（续）

二、儒家思想和日本的官员 （一）官员的范围： 当我们说官员时，我们指谁？官员并不是指传统的一群一般的行政长官。外事官员和军事人员，甚至相同工种的人员，也是官员。从高级到低级，官员的地位各有不同。也有多种不同的工种。有医生、天气观测员、司机和教师。     

我国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探析

长期以来,腐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由于官员腐败常常伴随着个人及家庭成员物质财富不正常的迅速变化,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收入来源及其匹配程度,使之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起到威慑或遏制作用,从而进一步达到监督官员和预防腐败之目的。而尽快构建国家顶层设计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其以法典形式固定下来且彻底地贯彻实施,则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反腐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官员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基于CSSCI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

政府官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其治理得当与否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关键因素。本文以CSSCI期刊为统计源,选取社会科学领域中篇名含有"官员"等关键词的433篇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并归纳出官员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分类进行内容分析。主要结论是在研究趋势上官员治理研究正逐渐成为热点议题,在学科上已有研究以经管类为主,在研究主题上关注的重点是官员晋升、官员行为与问责监督。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官员治理的研究范围,尤其是完善官员治理机制、考察官员行为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