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担保责任:主要内涵、理论依据及类型化

行政任务民营化导致国家责任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家不再承担公共任务的执行责任,转而承担国家担保责任。国家担保责任的主要内涵表现为国家对民间机构顺利进行公平竞争予以担保的义务,以及对公众持续获得高品质、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予以担保的义务。国家承担担保责任的理论依据是基本权保护义务理论、辅助性理论和国家与社会合作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责任,国家担保责任可以类型化为国家管制责任、国家监督责任和国家接管责任。国家担保责任在未来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必将占有理论基础的地位,未来的行政法也必将成为担保行政的法律。     

论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的扩张

金融机构自身的法律特性与公司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模式使得金融机构董事的信义义务显现出扩张的趋势,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公司合同理论共同构成了这种义务扩张的逻辑基础.我国立法对金融机构董事责任的规定大都仍未超出信义义务的解释范围,需要将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作为完善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的司法实现途径.构建派生诉讼的具体制度时也...     

转型时期的行政责任研究

行政部门作为民众的代理人,有须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首先对行政责任进行了界定。然后论述了行政责任在转型时期的内容和特点。接着指出了行政责任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契约思想、行政与政治二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责任管理理论"。最后,政府承担行政责任既有利于自身的建设,也是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发展等因素的要求。     

我国高校法人地位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我国高校法人地位注定了高校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这也就意味着高校是具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能够独立进行内部制度安排,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机构等。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高校党委是政治责任主体,体现政治权利与政治责任的统一;法人代表校长是行政责任主体,体现行政权利与行政责任的统一;教授是学术责任主体,体现学术权利与学术责任的统一;高校内部治理采取师生民主参与的治理方式,旨在实现高校科学发展的治理目标。     

个人低碳消费行政法义务确立的正当性检视

在治理雾霾与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过程中,政府通常运用民事手段、经济手段或者柔性行政手段来引导个人低碳消费。然而,政府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高碳消费责任机制的缺失。有鉴于此,我国应对个人施加低碳消费的行政法义务,它有利于克服道德义务局限性、弥补碳税不足与实现实质平等、保障个人碳排放权,它符合宪法法律的内在精神,且有国家能源管理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和排放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等作为支持。     

行政不作为及其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 ,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 ,有助于构建我国科学完整的国家赔偿法律乃至整个行政法律制度。本文对行政不作为的主体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不正确作为、迟延作为的区分 ,作为的法定义务 ,义务履行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 ,概括了行政不作为的涵义 ,讨论了行政不作为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条件及免责事由。     

云计算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的内在机理与路径建构

云计算平台作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典型代表，相较传统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大规模、虚拟化、多租户、回避用户内容等特征，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避风港原则的制度设计范畴，为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带来诸多挑战，既有分析视角呈现抽象有余而体系化不足的趋势。云计算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理论应以注意义务为核心要素，而针对用户上传内容不负有审查义务。在IaaS、PaaS、SaaS等不同服务模式下，云计算平台的注意义务边界应当随着控制对象和控制能力的不同有所区分。在认定云计算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时，司法者应当在坚持“通知—必要措施”的基本方法下，实现“比例原则”的具体运用，同时注重“动态调整”的发展趋势。     

求实：社会治理者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原则 ,可以表述为“求实”这一伦理范畴或道德规范。对于一般社会生活来说 ,求实是人的一种美德 ,而对于公务人员、国家干部等等社会治理者而言 ,求实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是不同于法律责任义务和行政责任义务的道德责任义务。现代社会治理者能否承担起求实的责任义务 ,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治理者。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和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之中 ,求实精神与权力运行的现实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 ,那么 ,在 2 0世纪后期迅速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 ,求实精神的一切制度性的障碍都会得到消除 ,这时 ,服务型社会治理活动 ,对社会治理者的要求就是要把求实精神作为道德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     

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的法治隐忧与消解——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例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吸纳第三方平台参与犯罪治理,形成与以往犯罪治理模式不同的权力路径。第三方平台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形成了治理权力和犯罪控制义务并存的一体两面的主体责任,其由案外人身份向治理者身份、由辅助功能向治理功能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其在犯罪治理中所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力。但第三方平台权力的行使可能引发在权力专属原则、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程序规范、权利保障要求等方面的法治隐忧。为消除隐忧、促使新法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合理界定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科学划定第三方平台权责,及时完善权利救济规范。     

论行政主体义务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强化行政主体义务是当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格局,然而,行政主体义务的法律地位在行政法学界却鲜有阐释。为了弥补这一理论空缺,本文从行政主体义务在行政法中地位的模式选择、行政主体义务在行政法地位中的应然表现、行政主体义务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行政主体义务与重构行政法体系等方面对行政主体义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     

行政无为的治理及其对策

行政无为是一种占着职务岗位积极不作为的庸政现象。作为一种"顽病",它有复杂主观、制度、利益和认识的原因。治理行政无为需要强化责任意识,提高行政能力;健全科学、精细化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考核制度;建立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推行无为问责制;完善责任监督机制。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提高行政监督效能的途径

我国实施行政许可法后,政府问责制必须到位。作为行政监管部门如何履职,才能有效而有为地履行责任?如何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确保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如何在行政过程中更人性化、科学化,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使服务重于管理,引导重于制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很有必要。     

服务行政框架内的行政主体重构研究

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为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提出了新的价值要求和实践方案。而目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缝,诸如内涵与外延的冲突、主体范围的狭窄、主体种类的单一、责任定位的错误等,最终破坏的是服务行政的服务本质要求。因此,在服务行政的框架下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则颇具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责任:基本结构与保障机制

政府责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并且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形态。因此,重新理解政府责任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社会转型时期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是政府责任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的基本结构要从基础性责任、理解时代新要求、破解行政体制结构性障碍、增强自主性等方面把握;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强化问责制度来保障政府责任的履行,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关于行政不作为内涵的界定

行政不作为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应为行政主体,相对人的合法申请也并非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前提;行政不作为只能针对法定行政作为义务而存在,是一种当然的违法行为,并只能界定为程序上的不为。     

论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区分理由及其实益——兼及对不作为侵权行为归责基础的省思

我国《侵权责任法》建立了作为侵权行为与不作为侵权行为的区分模式,这种区分具有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或法律)上的理由,有助于实现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之间的妥当平衡、有助于维持和拓展"契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二分体系、有助于完善既有的过失侵权行为理论和过失侵权责任体系、有助于使具体侵权责任的认定及其承担更加合理。"先行行为"应被类型化为"先行危险行为"和"先行自愿行为"两类,诚信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不应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或不作为侵权行为的责任基础,安全保障义务被作为义务所涵括,作为义务的扩张不应采用一般条款而应采用具体列举的方式。     

行政主体的法律障碍排除义务：内涵、证成与构造

行政主体的法律障碍排除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于作出行政行为前负有的先行排除影响职权行使或所作行政行为之最终效力的法律障碍的一种具体义务。该义务源于宪法和行政法两个维度的要求，是在“过程理性”与“法益保护”的双重指向下形成的义务。在构建由“实质性要素”“瑕疵性要素”和“有权性要素”共同组成的“三层次”判断框架的基础上，可对该义务进行纵向解构，信息搜集、障碍判断、理由说明和障碍排除义务分别构成该义务的前提性义务、基础性义务、衍生性义务和本体性义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背景下，应考虑在未来的行政程序立法中设置相应的义务性条款，以实现该义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我国行政法上的行政附随义务研究

附随义务来源于民法上的契约,后逐步扩展到经济法、劳动法和行政法领域,体现了从私法到社会法再到公法适用的发展。行政附随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在实现行政目的的同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应当承担的附属义务。它既不属于法律明确要求的基本义务,也不属于基于行政裁量的非强制义务,而是基于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拘束的合理注意的义务。我国人民法院行政裁判的行政附随义务的案例,既表明行政主体违反行政附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行政附随义务从非法定义务转变为合理注意义务的结果,也表明行政附随义务是急需在行政法理论上明确,制度上规范和实践中发展的一项新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