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扶贫：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重点

目前,我国已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全面消除,进入全面小康时代,即解决相对贫困的时代。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重点之一是精神扶贫。当下,我国精神贫困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脱贫意志薄弱,信心不足;脱贫主体角色模糊,主人翁意识缺乏;脱贫致富主动性较差,“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因此,需要通过推动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和底气;实施科学文化教育,提高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开展脱贫致富技能培训,增强脱贫致富本领。因此,联系具体实际,解决精神扶贫的现有难题,走好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之路,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扶贫开发应致力于消除“三大贫困”

人类与贫困作斗争,主要是促使和扶助受各种因素制约的贫困人群达到二个目标一是消除绝对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二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从多年来的扶贫实践看,新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仍需坚定不移地消除能力贫困、环境贫困和收入贫困.     

现代视角下的“政府失灵论”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将“经济人”模式应用于分析政府行为,从而创立了“政府失灵论”,揭示了“政府失灵”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且提出了进行补救的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从现代视角来看,“政府失灵论”既有时代的先进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对其要有清楚而正确的认识;借鉴“政府失灵论”的有益成分,要解决我国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法制化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加大反腐力度,消除寻祖滋生的土壤及条件。     

贫困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探析

在教育改革的阵痛中,贫困大学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并成为关注的焦点。对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应该是全方位的,在经济救助的同时精神领域的救助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贫困大学生在精神领域存在以下亟待救助的问题：思想观念落后,心理问题偏多,人生观、价值观偏差,道德人格不健全,文化素养不丰厚。只有解决以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救助。     

公民社会中个体的公共精神培育——与金岱教授商榷

金岱教授在其《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一文中,对公民社会之于自由个体的意义做了十分精辟的阐述。要实现麦克尔·爱德华兹所谓的公民社会的第三种模式,个体除了应具有金教授在文中指出的个体权利意识、独立性、主体性、理性、自律等,还应当具有公共精神。传统文化的积弊使得国人素来缺乏公共精神。公共精神的培育,应当在尊重个体独立个性的基础上,在政治体制上逐步培育个体的公民意识,在教育方面逐步培养个体的人文精神。     

对贫困地区精神文化贫困的思考

精神文化贫困不仅影响着物质文明建设,还阻碍着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造成欠发达地区精神文化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丰富文化生活;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建设;引导村民外出务工经商;开发旅游业。     

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来自甘肃的实证调查

尽管我国扶贫开发政策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西部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问题,亟需通过精准扶贫机制来实现脱贫致富。本研究采取量性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针对甘肃省的实证调查来对特困农牧民的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当前特困农牧民的经济脆弱状况仍然较为严峻,其收入、资产和生计状态均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弱势性;该群体的贫困属性以文化贫困和结构贫困为主,排斥性致贫诱因的影响作用比较有限;且当前的反贫策略具有政策倾向性的缺陷,对于文化贫困的关注不足是其现行反贫机制出现漏洞的主要原因。研究建议,未来西部民族地区的反贫工作应当深化对贫困规律的认知,重点推动文化反贫工作的开展,并加强本土性反贫政策的有效性。     

由贫困出发探析幸福之路——“中国梦”的“脱贫至善”视角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是民族振兴之梦,更是每个人的幸福之梦。幸福的生活期望往往与贫困的生活现状呈背道而驰之势。贫困不只具有物质贫困的一面,在现代民主社会之中,精神的贫困亦让我们担忧。贫困与权利、自由息息相关,而没有自由、权利的幸福生活就像空中楼阁岌岌可危。中国梦的实现道路,是带领人民走向脱贫致富之路,是引导人民迈向自由自主之路,是携手人民奔向幸福至善之路。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凝聚国家、社会、个人共同的力量来实现。     

列宁艰辛探索消除苏维埃俄国贫困问题的精神动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开始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这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伟大事业,列宁之所以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列宁有着强大而持久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俄国化的精神动力直接相关。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准则,敢于发展创新的理论追求,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是列宁艰辛探索消除苏维埃俄国贫困问题的精神动力。     

标准化、自由裁量权与街头博弈:贫困治理情境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L乡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乡精准识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情境经历了从制度情境到行为情境再到关系情境的转换。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的嵌入过程中,国家通过技术性的标准嵌入、识别流程的无缝隙对接及对标准的监控等机制,构建了贫困治理场域的"控制权"。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向行为情境的转换过程中,基层官僚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贫困识别在实践中呈现标准的"合法性变通"、识别流程的简化及特定贫困群体被故意"剔除"等面向,"强约束下的变通"成为精准识别政策执行中的形态。而在贫困治理关系情境的场域,基层官僚与村民通过对博弈情境的控制及"违规空间"的建构,贫困治理关系情境在实践中是一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关系。贫困治理情境路径的转换,体现了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呈现规则软化的特性,国家在贫困治理场域是以一种"有限国家"的角色存在。     

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的理性考量——“个体行为理论”视角

开展对公安队伍的个性化管理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管理理念和思维，个性化管理产生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现代组织行为科学领域有关“个体行为之存在基础”的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契合与支持。我们就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在具体实践中的落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特殊贫困群体脱贫的方法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特殊贫困群体脱贫的重要论述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解决特殊贫困群体的脱贫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关于特殊贫困群体脱贫的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共同富裕思想、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思维、矛盾思维和能动思维。其中聚焦特殊贫困群体、强化社会保障、推进健康扶贫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精彩论述,为特殊贫困群体的脱贫工作指明了攻坚方向和有效路径,也提出了精准施策、扶志为先、合力攻坚等值得学习和贯彻的方法。     

大学精神的“本土化”资源——以省思书院精神为视角

进行现代化大学的建设必须重视发掘"本土化"资源,但曾延续千年的书院精神却被人们所忽视。保障学术自由和自主办学不仅是书院精神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大学精神在治理结构上表现为政府管理和高校自治的平衡,平衡点之一在于政府管理的有限性,平衡点之二在于大学自治的充分性,最直接的表现在于高校对校长的选择权。     

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基于经济法的“双重失灵”二元逻辑基础

现代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介入市场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社会公共利益是其法律本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实现就是要保证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有效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后扶贫时代”贫困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路径研究

2020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全国扶贫事业将进入到“后扶贫时代”。在“后扶贫时代”,随着贫困群体物质贫困问题的逐步解决,思想文化、精神意志、社会心态等各类无形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然而,目前,各地贫困群体社会心态培育工作还面临许多困境,脱贫群体在心理上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贫困,对于扶贫资源输入的依赖性严重。因此,贫困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引导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扶志教育、心理服务、舆论引导、社会支持、文化关怀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努力探寻贫困群体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     

“扶贫抗争”与农村反哺资源的分配治理——基于秦巴山区T镇的田野研究

资源反哺背景下,扶贫资源的输入对农村基层治理既是有利条件又是新的挑战。农村社会在获得扶贫资源、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新问题。从秦巴山区T镇扶贫实践过程来看,扶贫抗争已经成为当前农民抗争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相比,扶贫抗争在动因上大多起因于相对不受益,在方式上具有低烈度不满的特征,在形态上表现为弥散性氛围。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而言,需要完善农村社会的分配治理机制,做好资源反哺的“期待控制”、协调多重面向的“分配正义”、强化基层治理的“主动回应”,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村分配治理能力,完善“资源反哺—资源分配—农民满意—治理有效”的逻辑链条。     

试谈成人高职贫困大学生的“双困”问题

文章指出了成人高职院校贫困大学生由于生活贫困而导致心理贫困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从而提出建立一整套适合成人特点的高职助学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精神懈怠”现象的深度耕犁与化解

精神懈怠现象的出现既有一般性根源,又有特殊根源。作为一个政党,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则事关群众利益,事关大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精神懈怠不仅在现实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还作为最大的危险威胁着党的执政。因此,如何防治精神懈怠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水平所亟待解决和刻不容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