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惯例

保险交易双方对于保险惯例存在截然对立的看法，其背后隐藏着习惯和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论辩。不能忽略保险交易的性质、环境和条件，简单地给保险惯例贴上霸王条款的标签，并且不加区分地适用保险合同法中的程序规制和实体规制。保险惯例作为一项有待评价的事实，其特有的形成背景和实际功效决定了法院应从强制规范审查和专业技术查证两个路径进行评判，以通过个案的审查令交易双方对保险惯例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应完善保险惯例进入司法活动的技术，以生成准确区隔良性保险惯例和恶性保险惯例的司法产品，实现司法的正义输出功能。     

论行政惯例的司法审查

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事务中形成的惯常性做法，具有反复适用性，非成文表现形式，对行政机关具有直接拘束力特点。根据”举重明轻”原则，司法可以审查效力高于行政规范的行政规章，就更可以审查效力位阶等同于行政规范的行政惯例。只有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对上位法规范没有异议时，才能附带审查行政惯例的合法性。审查行政惯例的标准是上位法优先标准、宪法基本人权标准以及基本权价值位序衡量标准。审查行政惯例要避免忽略宪法的基本人权原则，也要避免对行政惯例进行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全而审查。     

建立关联交易的司法审查标准——对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规范的一点建议

关联交易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由于不公平关联交易会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因此有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新公司法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根据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判定关联人是否利用了关联关系损害了公司利益就没有任何司法审查标准。本文通过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立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我国建立关联交易的司法审查标准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判定规则的修正以事前审查义务为中心的考量

在科技与生活日新月异的当下, “避风港规则”在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判定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主体规制与行为规制的双重萎缩,网络交易平台商事前审查义务之界分从而成为司法裁判的难点.笔者以“事故避免可能性”的经济权衡为指引,将既有司法经验提炼为实质利益的确定性标准,并进一步构建出行业类别标准,适用于网络交易平台商虽没有从侵权信息的传播或交易中获利但亦应承担事前审查义务的情形,期望有效解决当下之困.     

构建我国行政审判“参照”惯例制度

我国应加紧将惯例引入行政审判依据体系,确立"参照"惯例制度。这一做法不仅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而且有利于保持行政与司法"依据"的应然一致性,便于将惯例纳入司法审查,拓展以"平等权之诉"为代表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照惯例的条件是惯例合法有效。惯例的适用性审查不以原告申请为前提,"参照"的内涵为"裁判依据引用"而非"裁判理由引述"。当下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中的"一并请求审查"、"向处理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审判依据体系、司法认知、涉外行政诉讼等条款中应融入惯例地位、功能等内容。     

法院如何审查土地开发者负担政策——基于美国法的判例梳理

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了满足日益加重的公共建设任务,美国法中的开发者负担制度,作为将公共建设任务转移至私人开发主体的规制政策模式于20世纪中后期在地方各州层面开始大量出现。各州法院针对开发者负担制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化审查标准,亦即"合理关系"标准、"特定且唯一原因"标准以及"理性关联"标准,这些司法审查标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司法审查的地方主义特色。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根本关联"与"大致合比例"的司法审查标准,非但没有就此统一地方层面殊异的审查标准,反而使得开发者负担制度的合法性审查更加复杂化。20世纪90年代各州大规模的影响费立法,吸收了各州法院司法审查的特殊标准,体现了司法过程对规制政策的影响;同时,影响费立法中咨询委员会等程序装置,也鲜明反映了现代规制国家的制度特征。     

中美被保险人合作义务的比较与反思

提要我国保险法2009年修订对被保险人合作义务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责任规定。从美国的司法经验来看,总体上对被保险人的合作义务在司法审查上趋于宽松。被保险人的合作义务在实质上属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一个平衡阀,综合考虑合作义务条款的目的与宗旨,我国在司法上宜设置善意原则和重大情节标准,切实保护好保险消     

大学学术权力司法规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对美国、德国及法国有关大学学术权力①司法规制实践的考察发现,这些国家通过对司法审查内容和标准上的技术性完善,实现了从程序性规制到实体性规制的焦点转换.转向实体性规制后,大学决策的程序和内容被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中,并从形式性审查扩张到实质性审查.各国在司法审查的强度上存在差异性.其中德国走的最远,“作答余地”使得大学决策中基于专业判断的实质内容受到实质性审查,而美国、法国司法审查的范围虽然也已从程序问题扩展到实体问题,但对实体问题中基于专业判断的实质内容仍坚守司法克制原则而予以尊重.我国法院在寻求和选择适当的司法审查模式时,除了要考量大学学术权力的特质外,理应对这一趋势作出积极回应.     

论发票给付义务的民法规制

发票给付义务经历了公法管制向私法规制的转型,发票给付的公法调整有其固有弊端,无法调适现实中涉发票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近年来的《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形成的制度自觉为发票的私法规制提供了空间。增值税发票是具有设权属性的有价证券,是民事法保护的客体。发票给付义务是可诉请履行的从给付义务,以合同约定或《民法典》第599条为其请求权基础,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但应以税额抗辩为限。在发票所载明的内容中,销售方、品名、金额三个项目涉及税法利益,排除交易双方意思自治的可能,其余内容则允许交易主体自主安排以实现合同利益。发票给付请求权的民法规制应当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优位性,在特殊的交易安排、发票给付障碍下强制履行以及发票作为民事证据的场合需限制民事规则的司法适用。     

试述格式条款与消费者权益

出于交易效率的要求,经营者通过制定格式条款来减少交易费用,但是格式条款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消费者权益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规制,在进行立法规制,司法规制,行政规制的同时要发挥社会作用.     

美国现代司法审查的兴起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司法审查是司法审查发展的现代阶段。早期阶段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一种对抗立法暴政的革命行动,是一种政治色彩极强的行为。在马歇尔法院的推动下,司法审查由早期阶段进入了传统阶段。司法审查被赋予了浓厚的法律色彩,成为法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19世纪末司法审查进入了转型阶段,法院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去审查规制经济领域的立法。转型阶段预示了现代司法审查的到来。宪法和司法观念的转变、1937年的宪法革命和沃伦法院的推动共同促使了现代司法审查的兴起。现代司法审查的特征是对美国政治生活中司法部门的立法地位更为明确地接受。司法性立法被认为是法官无法推却和非常必要的职责。     

论关联交易效力确定中的司法审查

本文以确定关联交易效力的司法审查为切入点,在探讨各国关于关联交易生效要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域外法院审查关联交易效力的程序和实体标准,深入探讨法院究竟应当如何介入以及介入到何等程度才不会损及该特殊交易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利益。本文注意立足我国国情,针对我国关联交易的特殊性,对法院在审查商业判断中应该怎样做到合理的司法干预、如何在法律公平保障与商事交易效率间保持平衡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实践中常见的几种关联交易的效力审查提出见解,供司法实践借鉴。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法目的之拘束效力研究

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对刑事法目的的拘束力是其对刑事法目的之形成、目的作用之发挥及目的之合宪性审查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形式和实质上规制的效力,其发挥效力的途径包括:作为刑事立法机关刑事法目的确立之依据、刑事司法过程中对刑事法目的作合宪性解释之依据以及刑事法目的的合宪性审查之准据。     

惯例的法律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考察

司法中适用惯例,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惯例的法律属性。本质上,惯例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事实而非法律。惯例虽然可以成为法官据以作出司法裁判的法源,但是,惯例是一种间接法源而非直接法源。所以,惯例必须经过法官的认可才能够转换为"习惯法",成为案件的判决依据。法官适用惯例首先需要识别、认定和审查惯例。惯例的适用范围限于民商事法律领域,在适用中,惯例只能扮演补充国家制定法的角色。不过,在具体案件中,惯例适用的规则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确认的惯例适用规则,对法官适用惯例具有指导意义。     

英法德荷意技术侦查的程序性控制

以英法德荷意五国为代表,欧洲的技术侦查经历了逐步演进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具有共性并各有特色的程序性控制机制.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对上述国家的技术侦查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国对于技术侦查的决定程序远未达成共识,司法审查、准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三种模式是各国在本国刑事司法的特点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经历了从立法限制到有限度扩张的变化,从传统的秘密监控领域扩展到新兴领域,并为应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等极端犯罪而表现出扩张的趋势.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成为基本准则,体现出欧洲公法的特点.通过执行的具体程序来规制技术侦查的适用,从操作性和细节上防止技术侦查的滥用.相关比较可以为我国的技术侦查法治化提供借鉴.     

论司法审判的鉴定依赖与消解

本文首先通过对鉴定意见司法审查现状的解读,分析了对鉴定意见加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其次就司法审判过于依赖鉴定意见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根源在于事实发现的客观需要、司法鉴定的技术壁垒、崇拜权威的思维定势以及趋利避害的风险权衡。最后,强调通过重塑法官的鉴定审查意识和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制,为实现鉴定依赖的最终消解寻找路径。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与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原则是不动产征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规制征收权的基本手段。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立法上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界定,因此,应当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验证标准,以考量不动产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要求。同时,为使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发挥作用,应当构建一种有效运作的动态机制,即建立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对征收之公益目的性以司法审查权和积极审查职责。     

反垄断法规制相对优势地位的基础与限度

相对优势地位是一种交易中的优势，不能单靠反垄断法来规制，必须强调合同法的配合。反垄断法规制相对优势地位必须遵循一定的限度，尤其强调滥用行为的消极后果必须超出交易双方之间，对相关市场竞争造成限制或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我国现行法律对相对优势地住的规制比较零散，《反垄断法》仅将其作为判断某一企业是否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并未规制相对优势地住本身。     

如实告知义务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核心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相对应,是立法分别赋予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主要义务,不仅是法律规制的重点,也是保险纠纷中诉讼当事人攻防的"主要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虽将细化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适用标准作为其核心内容,但司法实践就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履行期限、告知范围、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及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的竞合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本文以"司法解释二"之规范为核心,依据保险法学说、各国保险立法例及我国司法实务的裁判规则对前述问题进行解析。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