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述论

韩非与商鞅都是法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但二者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往往被已往研究者所忽略。商鞅关注的是如何建构一元化社会控制体制,实现所谓"抟力",韩非则侧重于国家内部权力配置,及君主如何运用权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商鞅与韩非都是非道德主义者,但韩非是更彻底的非道德主义者。人性好利与"与时俱进"的历史现实主义是韩非彻底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韩非认为,凭借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垄断一切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设计优势,完全可以建立起能够确保以君主利益为目的的制度环境,而"法治"与"术治"的正确运用正是君主建立和维系这一制度环境的基本工具。韩非彻底的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本质,但其强烈的反人道性却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机缘。     

论韩非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作为先秦时期法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韩非主张通过外力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韩非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韩非的“法术势”给现代企业领导者的启示

韩非的“法术势”给现代企业领导者的启示山西大同糖厂党委书记杨英光韩非是我国战国不期的著名思想家。他与李斯同为苟子的学生，但他没有师承苟子，而是继承了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吸收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从而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孤愤》、《五蠹》等著作受到...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作为法术之士,他一生做过的事可以概括为三件:其一是总结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其二是研究著述有关治理国家的理论;其三是为专制君主治理国家提供方略。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包有"循天守道"、"因情而治"、"依法赏罚"、"治吏引纲"、"务力耕战"五大方略,其中,"务力耕战"是韩非主张的治理国家的根本性方略。富国强兵,务力耕战,赏罚依法,这是韩非务力耕战的基本思路。韩非给专制君主提供治国方略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称王称霸、统一天下。这些治国方略中蕴涵的一般道理,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韩非:献给帝王的统治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即,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综合了法家三大思想,祖述商鞅,以其法治理论为起点,吸收了慎到的势治,申不害的术论,并把三者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不仪如此,他还对其政治理论进行了哲学上的论证,从世界观、历史观、人性论上为其学说找到了理论根据,他吸收和改造了老子的辩证法和荀子的唯物主义,发展了性恶论.     

秦汉之际法、道、儒三种“无为”的互动与共性——兼论“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统治思想

本文主要评述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虚静无为"是法、道、儒三家的共同话题。在若干最基本的思路上,三家存在共识。甚至可以说,"无为而治"是中华帝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韩非的"虚静无为",到汉初黄老的"清静无为",再到董仲舒的"寂寞无为",三种不同的无为的互动与共性便是典型的例证。这类历史现象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切忌简单化地理解"法家"、"道家"、"儒家"之类的概念,将"无为"与"道家"划上等号,从而人为地放大了秦汉之际统治思想的变化曲线。     

透过韩非法治思想看依法治教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虽然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贵族的利益,充满专制统治的色彩,但也为当今建设法制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在西学西法大行其道,又体现出诸多水土不服现象的今天,对于关心依法治教的当代学人来说,关注中国深厚文化土壤中,历经千年锤炼的思想精髓更具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先贤韩非法治思想的探讨,以期深入了解他的法治思想中所蕴含的依法治教思想,挖掘其于现代教育法制的运用价值.     

先秦儒墨道法有关国家政治体制诉求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各自提出了有关国家政治体制的观点主张,其共同点是期望全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最终由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构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理论,对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历史的形成和延续,作出了政治文化传统上的贡献。     

论韩非的“因情而治”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人们之所以称韩非为法家、法家之集大成者,是因为他集法、术、势于一身,力倡封建君主依法来治国;是因为他毕生都站在封建专制国家和封建专制君主的立场上,研究和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国富兵强的方略.可以说,韩非的每一篇宏论都是他献给封建君主的“治世良言”,都紧扣如何治理国家的主题,或是如何驾驭群臣的方术,或是如何使用民力的招法,亦或是封建君主自身的“修炼之术”.在他集中论述治国原则的《八经》中,“因情”被韩非列为治国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原则,他向封建专制君主提出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方略.“因情而治”既体现着韩非的治国方略,又蕴含着他的人性思想.尽管“因情而治”是韩非为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专制国家提出的治国方略,但这其中对人性的蕴含透视和以人性为基础建构的治国方略,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中国古代关于社会控制思想的评述

虽然社会控制概念是近代社会才提出来的,但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社会,其中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影响最大。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礼治"、"仁政";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主张"法治""、重刑"。儒家这种以德治为主的"软控制"思想和法家以法治为主的"硬控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治国方针的基础。之后,各朝代的君主们结合现实需要,对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进行了综合、发展及完善,使其适用于本朝代。     

政在去私

<正>"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释义】能去掉私心而遵守公法的,人民安定国家也就治理得好;能克服自私的行为奉公守法的,军队就会强大,使敌国削弱。【作者简介】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写作背景】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提供治国方略,但终得不到韩     

韩非"因人情"教育思想对反腐倡廉教育的影响

韩非"因人情"的教育思想建立在人性"好利恶害",不可改变,只能"因"之的基础上.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主张以铁腕的手段强力矫正人性自觉向善.针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的针对性不强,强度不够的问题,韩非"因人情"和强治教育的思想要求把握重点,增强教育内容的基础性;分类别、分层次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强化教育,健全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长效机制.     

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与法家思想的时代性危机——一个初步的批判与阐释北大核心CSSCI

思考先秦法家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应立基于中国法理学的语境。倘若"法律的强制力观念弱化"作为中国法理学语境中的强势话语能成立的话,那么,以"严刑重罚"和"以刑去刑"为核心主张的先秦法家思想,其合理性与价值就会面临根本性挑战。而事实上,所谓"法律的强制力观念弱化"只是一个虚幻的法学乌托邦。强制力和威慑性仍然是法律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因此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对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先秦法家思想仍然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论秦晋之法理学

在秦地法理学与晋地法理学之间,有很多交叉的地方,正是因为这样的交叉,才促成了"秦晋法理学"这个学术主题。其中,商鞅就是从晋地的魏国去了秦地。韩非生于晋地的韩国,最终死于秦国,韩非写作的地点既包括晋地又包括秦地。秦与晋,因为地理位置的毗邻,为两地法理学说的交流生共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秦晋法理学的特质在于:有比较浓厚的法家色彩,有强烈的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     

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与法家思想的时代性危机——一个初步的批判与阐释

思考先秦法家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应立基于中国法理学的语境。倘若"法律的强制力观念弱化"作为中国法理学语境中的强势话语能成立的话,那么,以"严刑重罚"和"以刑去刑"为核心主张的先秦法家思想,其合理性与价值就会面临根本性挑战。而事实上,所谓"法律的强制力观念弱化"只是一个虚幻的法学乌托邦。强制力和威慑性仍然是法律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因此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对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先秦法家思想仍然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毛泽东的法家观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法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先秦法家的主张。先秦法家偏好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认同。从1958年直至1975年,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他正式思考法家。毛泽东反复论及法家人物,反复阅读法家文献,以"厚今薄古"概括法家,以"评法批儒"彰显法家,把他对法家的思想认同转化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理解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家第三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毛泽东的法家观及其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描绘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理解法家学说、法家第三期在当代及未来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的法家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法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先秦法家的主张。先秦法家偏好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认同。从1958年直至1975年,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他正式思考法家。毛泽东反复论及法家人物,反复阅读法家文献,以"厚今薄古"概括法家,以"评法批儒"彰显法家,把他对法家的思想认同转化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理解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家第三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毛泽东的法家观及其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描绘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理解法家学说、法家第三期在当代及未来中国的命运。     

法家“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思想一直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其中尤以"法治"思想备受后人推崇。法家"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有三:法律至上的法治思想;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量刑适度的法治思想。     

“最低限度的法治”不足为治——对法家法治思想的价值评估与反思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类似于西方的形式法治思想,可以称之为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希望能从中探寻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使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然而,将法家的法治思想类比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法治,不仅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误读,而且忽视了法家法治思想中导致极权的思想因子。法家思想遏制社会自治的发展,忽视家族伦常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其中的法治主张并非没有价值因素,但隐藏在其形式主义法治主张背后的是国家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预设。因此,忽视社会自治与道德价值的法家式法治并不是能带来良善的社会治理方式。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从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重视对社会自治力的培育,尊重市场和社会的自我发展规律。     

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三个视角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从学术思想的层面、从历史纵深感的层面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从"新法家"的视角看,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古代中国的法家、现代中国的新法家,都有内在的联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吸纳了法家与新法家的思想;从"新宪政"的视角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这个内容可以支撑一种新的中国式宪政;从"新中国"的视角看,"新中国"是一种文明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是对"新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秩序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