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法律地位、义务与责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掌握着公司控制权的主体一样,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的法律地位。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实际控制人的义务和责任应有所不同。对于实际行使着董事职权的实际控制人,应当要求其承担起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和相应责任;对于没有参与公司日常管理但拥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的控制人,可以参照控制股东的相关规定对其加以规制。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税法规制

实际控制人是2005年我国《公司法》修改后新引入的概念，在其他相关部门法上尚未明确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实际控制人作为公司控制权的享有者，在公司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中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税法上，尤其应加强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规制，正确地对实际控制人进行判断和对其行为严格审查是防止关联企业避税的重要途径。此外，实际控制人在企业合并纳税、企业应税收入、个人应税收入的判断等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社会性死亡: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控制和道德重塑

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死亡",到青年网络亚文化的自嘲实践,"社死"经历了一个语义扩张和转型的过程,涵盖了从严苛的外部制裁到轻微的自我调侃在内的不同语境.但其语义的核心内涵始终没变,它昭示了如下这样一种社会制裁机制的持续存在:违反社会公认行为规范的人,将会受到(或将担忧自己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孤立、排斥与污名化.数字化生存和数字敞视的状态,为"社会性死亡"的频发提供了技术和文化基础;与此同时,"社会性死亡"也表征了人们维护行为规范、追求道德统一性的互动实践:当社会价值规范处于变迁和调整的时期,这些实践的冲突势必更加频繁,乃至反过来损伤社会性,最终有赖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和行动者的自律来加以调整.     

论公司实际控制权:性质·渊源·法律导向

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却在事实上拥有支配和操纵公司经营活动的权力.这种权力属于事实权力,起源于股份所有与表决权分离、人力资本优势、市场支配地位等因素,并有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公司事实权力虽然对法权配置具有某种弥补作用,但是往往导致公司运作偏离公司法的预期,造成公司法权配置功能失灵、异化,损害公司及...     

论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同时还设置了实际控制人表决权排除制度、大股东的诚信义务以及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关联交易的有序进行起到了规制作用，但在保护关联企业从属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层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订立有控制合同或利润转移合同时，控制企业必须在合同上订明提供一定的金钱给付作为对少数股东的补偿；在没有订立控制合同的情况下，控制企业不得利用其影响力为或不作为不利于从属企业的行为或措施；同时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控制权人诚信义务，对从属公司及其少数股东进行保护。公司人格否认原则是保护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有效制度。     

论股东代表诉讼之被告适格

利益法学引导之下,法规范和法律判断往往包含价值判断的要素,《公司法》第152条所设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亦不生例外。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被告范围而言,第152条第三款的模糊立法仍待进一步解释。结合实践界案例考量,在被告构成上,研讨中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似应辨明第152条为代表诉讼而非派生诉讼之规制,从而将股东派生诉讼被告范围明确界定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诚信义务人及以列举的立法技术规定行政机关、以不公正价格认购股份者等拥有实际控制公司能力的人,并将公司此种派生诉讼语境下的被告乃至日本诉讼法学界所关注的可能被告股东大会排除在外。     

财产犯罪既遂标准中的控制说及其司法认定

在财产犯罪中,"占有"和"控制"应当可以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而控制即为实际支配,进而,控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范围内的支配,也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支配人的状态。进而,在以控制说作为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对"占有"作整体的判断、以被侵害财物的特征作具体的认定和以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作占有判断的补充,对控制说进行规范意义上的理解,而不能通过生活事实上的情况来进行认定。财产犯罪既遂与否的认定,与财产犯罪既遂后,在现场尚能挽回损失的情形下可以正当防卫不是一个问题。财产犯罪的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与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不能作等同理解。     

具有施工企业特色的内部控制管理模式探索

国内许多大中型企业已经建立起内部控制管理体系,通过实际应用和不断改进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企业内部控制的理念和基本方法可以在各种企业通用,但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研究和探索适合企业自身实际的内部控制管理模式。笔者通过分析施工企业的行业特点和内控管理要求,结合施工企业内控管理工作实践,提出了一套适应施工企业特点的内部控制管理模式,对施工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人民拥护不拥护”：一切标准中的根本标准——对邓小平历史检验标准思想的历史和逻辑分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历了否定"文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相应地在哲学思想上经历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拥护标准"的主题转换这样一条主线.标准问题的不同主题讲的是认识和实践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检验的途径及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和检验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的主体依据实践结果提供的客观标准和依据理想目的提供的主观标准,在二者的互相对照、检验、修正中使实践向着合乎规律和合乎目的的方向发展.在当前,只有把"指导社会实践和检验评价实践结果的主体--人民大众"这一主题通过相应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在实际中真正贯彻下去,才能有可靠的政治保障使改革开放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使中国社会持续和良性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民拥护不拥护"是一切标准中的根本标准.     

毒品案件中“控制下交付”的若干问题探析

"控制下交付'是打击贩卖毒品犯罪的一种有效的秘密侦查手段.目前,由于对这一侦查手段理论探讨的不足和法律规定的缺失,贩卖毒品的"控制下交付"的手段的运用遇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很多困惑,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析,以求提出相应对策.     

论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条件

普遍管辖原则在适用时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法院地国的实际控制之中,对这一条件的理解与运用 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审判阶段被告处于法院地国的实际控制中,就应当视为符合"在场"条件。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还应 当要求嫌疑人或被告人与法院地国之间不存在关联因素,并且法院地国又没有将其引渡给他国。     

擒敌拳训练方法初探

擒敌拳是公安院校擒敌技术课的一个教学内容 ,但因学员不理解擒敌拳的实战意义及教员的不妥引导 ,往往达不到预期的训练效果。应以身体素质的训练为基础 ,从实战的角度规范擒敌拳动作 ,从而达到训练好擒敌拳的目的。     

论事实劳动关系——兼谈《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条款的完善

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不应该成为事实劳动关系的有效要件,而应该是证明要件.在我国正在制订的<劳动合同法>中,应规定用人单位负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基本义务和承担违背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规定签订合同的期限,而且在认定劳动关系时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论公安高等院校学生实战应用能力培养

强化学生实战应用能力培养是当前公安工作的客观要求,必须明确公安院校学生实战应用能力的基本目标和内容体系,把实战应用能力培养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并在理念、队伍、机制等方面建立保障体系。     

当前我省警务实战训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省在开展警务实战训练中存在着实战观念缺乏、针对性训练不足、综合实战训练效果不明显以及工训矛盾和训练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强化思想教育、进一步完善训练保障、重视教官队伍建设、进一步改进教学训练方法与内容和推行"战训合一、轮值轮训"的训练模式等几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确保警务实战训练的正常开展,从而提高训练绩效。     

企业合规不起诉监管问题比较研究

我国近年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已经大规模开展，亟须对适用不起诉的企业合规计划进行监管。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应当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条件和后续工作。域外一些国家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大量利用不起诉和可撤回起诉机制，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得出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内外部独立监督体系设置以及合规补救措施的成效性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框架。我国应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现实合规监管探索，重视完善中小微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我国构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可以从提高检察建议的约束力、增强内外部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和加强合规成效评估的检察主导性三大路径进行完善。     

伦理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概念。虽然在我国《公司法》中已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公司社会责任有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之别。前者可被称为道德化的社会责任或广义社会责任,后者则可称为法律化的社会责任即狭义的社会责任。通过分析道德化社会责任在伦理基础上和经济效益上与公司法基本理念的冲突,可以得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应采狭义的即法律化的社会责任概念。只有在关涉公共利益时才需要适用公司社会责任原则来考量公司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北京市实有人口服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以海淀区西三旗街道育新花园社区为分析样本

理想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至少应包括实际居住人口信息的"实有化"、服务管理的"同一化"、民主权利的"平等化"、社会福利的"共享化"等几个方面的内涵。只有逐渐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终消除附着在户籍上的特权和不均等的社会福利,真正实现"无论在哪里,劳动者人人共享社会福祉",实有人口服务管理体制的建立才会水到渠成。     

从真实权利人角度审视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项国家立法的政策取向,在通说以及我国的立法中,是以牺牲真实权利人的利益为基础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和便捷,从而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对于真实权利人而言,最直观的一点是对已有的物权的丧失,让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应站在真实权利人角度,从另一个视角审视善意取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