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为“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

基层治理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基层治理"的文献为考察对象,对基层治理的研究内容、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存在着研究内容严重倾斜、研究视域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结论雷同重复等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着力完善内容、视域、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还应对基层治理中的行政分权、府际关系、地方自治等关乎当前基层治理中政治秩序的重要议题进行推敲、分析。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

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对社区建设的研究显示出井喷的蓬勃景象。摸清10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脉络和动向,是形成中国社区理论学派和推动实践的基础工作。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对10年来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社区建设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论域、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社区建设研究主要受政府驱动,后来学界的自我完善和主动牵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主义分析和个案分析为主,视角以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为主,逻辑上以制度与组织的演绎为主。摸清现状后,创新性地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突破局限,尝试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引入国家社会互动共生的视角,将对制度和组织的观察点切入到制度-组织-人的坐标,真正观察人在社区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和价值,在内容上,注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变迁,观察社区建设中双权生态。如果真的能够在上述方向上做出努力,对于社区建设理论的突破和社区建设的关系人将是有益的。     

近十年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评述

近十年来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乡村治理的概念内涵、乡村治理的主体类型、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困境、乡村治理的对策等。乡村治理研究具有研究学科众多、研究者与实践者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和研究成果出现严重的低水平重复等特点。     

走向公共性的农村治理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近年来有代表性的农村治理新模式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浙江乡村治理以"公共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贡献与不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个旨在构建"公共性"治理规则的、讨论中国乡村治理转型问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乡村治理的成就、困境与发展思路等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我国跨界公共问题治理模式研究——以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以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对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五种模式,包括层级治理模式、区域整合模式、府际合作模式、准市场化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实行以府际合作为主导的复合型跨界水污染治理模式。     

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各地陆续建立,乡村治理工作已经展开,与乡村治理有关的研究也已开始。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把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浩繁内容凝聚为关于乡村治理的公正性目标的研究,并且对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制度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论,能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有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内蒙古科左中旗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让广大农牧民受益的有效途径。面对新形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乡村治理建设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加上自然环境、社会基础、民族特色等的影响,在自治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为例,在了解科左中旗基本概况的基础上,针对该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建议。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我国农地管理的主体行为与博弈分析

我国现行的农地管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基于此,分析了农地管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行为,并探讨了农地管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同管理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的利益变化.利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了三个主体的博弈分析模型.首先从子博弈分析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管理中的博弈过程,其次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村集体的博弈分析,最后建立三个主体的主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农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联合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白下而上做实农地管理的微观主体——包括明确农民的使用权益、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有利于消除农地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提高农地管理的效率.     

国际视野中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比较与借鉴

基于存在男性偏好的亚洲5个国家和地区性别失衡治理方面的相关二手数据,采用了公共治理的6要素理论框架,分别从目标、理念、结构、机制、工具和绩效方面总结和比较了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性别失衡治理模式.研究发现,5个国家和地区在治理目标和理念上有较大的共同之处,在治理目标上主要是针对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的治理,在治理理念上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并重;但在结构、机制、工具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也导致了治理绩效的不同.其中治理较为成功的是韩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治理结构、机制和工具,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分别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或治理工具方面存在一些局限,从而导致其治理绩效不明显.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中国大陆地区性别失衡治理的政策建议.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中国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治理

通过网络、国际会议、期刊等媒介搜集相关资料,首先对中国台湾省的女孩生存问题的态势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发现台湾的女孩生存问题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反映出来,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但主要在略高于正常值的范围内波动;导致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根源性原因、条件性原因和直接原因。其次对台湾在女孩生存问题方面的公共政策治理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台湾不仅采取了针对女孩生存问题的直接措施,也采取了促进妇女发展的间接措施,涉及到法律、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建立了确保治理措施付诸于实施的运行机制。这些公共政策治理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台湾女孩生存问题的现状,但对于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妇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借鉴台湾针对女孩生存问题治理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于大陆女孩生存问题及其治理的特点,分别从战略和操作化两个层次为大陆地区女孩生存问题的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青年研究中的热点、趋势及核心作者群分析——基于CSSCI(1998—2008)的研究

王沛沛对CSSCI关键词标引次数和论文被引频数两组数据的分析表明:1998-2008年间青年研究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青少年内各种群体的研究,青少年人的教育问题,青年人的心理、行为、性别与人际关系研究以及青年群体中的文化与价值观研究等。而从关键词标引变化表明,青年研究热点与社会变迁尤其是政策演变紧密相关,而且还与社会热点相联系。另外,对《青年研究》中的作者进行分析,展示青年研究中的核心作者群。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New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Flexible Administration and Rule Bending

Abstract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approach advocates a more flexible and participat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means to higher efficiency and increased legitimacy. Increasing flexibility and thereby public employees’ discretion, however, may pose a risk to equality and impartiality, core values in democratic and rule-of-law societies. Using a survey among Baltic public employe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is risk. We ask whether public employees’ preferences for flexible rule application go hand in hand with acceptance of bending the rules, even if it means a breach of impartiality. We find that this is the case. We also find that contrary to what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approach expects, neither citizen participation nor generalized trust works as a control on rule bending. On a positive note, however, we find that control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Weber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ssen acceptance for bending the rules.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Governance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ree main findings from a purposive stratified survey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irst, Chinese citizens “disaggregate” the state with high levels of satisfaction for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fall dramatically as government gets closer to the people. Satisfaction levels are noticeably lower for those in rural China. Second, attitudes about the way policy is implemen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raise concerns. Irrespective of place of residence, respondents feel that when implementing policy local officials and government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are more receptive to the views of their superiors rather than those of ordinary people, favor those with money, and are formalistic in implementing policy rather than dealing with actual problems. Third, the areas of work that citizens would really like government to concentrate on are job creation and providing basic guarantee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shocks of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ony Saich is the Daewoo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is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in China, particularly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by local governments.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by Palgrave and edited volumes on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in China (with Yasheng Huang and Edward Steinfeld) and AIDS and Social Policy in China (with Joan Kaufman and Arthur Kleinman both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e would like to thank Edward Cunningham for his great help in preparing this article. He also wants to thank Victor Yuan (Horizon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for his tremendous help in designing the survey and implementing it. In addit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Anita Chan, Martin King Whyte and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extremely helpful comments on an earlier dra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