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转换

中国农村的法治发展史是一部村规民约的发展史,乡规民约渊源于周礼的读法之典,形成于北宋蓝田《吕氏乡约》,大盛于明清,近代以来总体上处于衰落至消解的过程中。乡规民约在历史上发挥着教化乡民、化解乡村矛盾、安定社会、管理乡村公共事务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作用。乡规民约的当代实践价值在于：以传统美德教化农民,倡导淳美的乡村社会风气,节省而高效地解决当下乡村存在的纠纷、化解矛盾于基层,可作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规则选择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细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为核心的民间法是主要治理规则。当事人对治理规则的选择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应当构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乡村治理的良性实现有赖于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乡规民约的法治功用及其当代价值

自乡村组织存在之日起,乡规民约便产生和不断衍生发展,并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不能忽视乡规民约的价值和作用.回顾乡规民约产生的历史,揭示乡规民约的伦理性特点和法治功用,提出乡规民约的当代价值,旨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自治的新途径,期望在健全和完善乡规民约的建设中,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健康发展.     

“半熟人社会”农村治理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费孝通先生眼中“熟人社会”的农村受到极大冲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型农村社会正逐渐被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型社会取代。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农村目前正处于半熟人社会型态,“法治”“人治”“宗法”交织在一起,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因此农村治理目前面临三大难题: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农民法律意识的缺乏;基层农村司法制度的缺陷。本文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探寻解决乡村治理困局的方案: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良性互动;提高农民法律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普法宣传力度;完善农村司法运行环境。     

乡规民约:一种重要的民间治安规范

民间治安规范与国家治安规范相比,是一种非正式的治安规范。民间治安规范按照不同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治安原生秩序的生成及维护为从古至今的乡村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提供基础。乡规民约的组织性及治安直接相关性,与其他的民间治安规范相比,在维护乡村治安秩序中能够发挥着独特的指导、维护、评价、教育及预测的规范作用。其作为治安规范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乡村治安秩序相关行为体系以及乡规民约的治安规范作用体系三个要素来构建。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新“乡贤”的基因探寻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新乡贤可以为乡村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但乡贤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德行与才能是新乡贤的历史基因也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评价标准存在模糊性与主观性的特征,容易被掌握有自由裁量权的行动者所利用,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支持乡贤发挥作用的因素还有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权威"取向,这些因素会对乡民群体建设乡村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基于对这些消极影响的思考,在此提出了大众参与的制度化治理观点,希望通过大众积极的参与加制度化的规定来实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趋利避害"。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调研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根据乡村社会现实探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建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主体责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因些应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积分细则制度的完善、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等策略,推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效能的有效发挥。     

新乡贤“告老还乡”:动力、困境及实现路径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特有的乡村内生权威,因其与乡村的天然联结而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乡村善治的现实需要以及人口流动周期的隐性推动,促使新乡贤由内而外生出“告老还乡”的动力。在实践中,新乡贤却面临着村民自治组织的有限接纳、“熟人社会”的消逝、乡民的质疑以及相应政策的缺失等困境。积极落实政策托底、平台培育和制度激励有助于破解该困境,提升新乡贤“告老还乡”后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是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发挥乡贤力量的现实可行路径。     

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田野调查,在对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问题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道德和法治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面相——基于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

陕甘宁边区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独特性,主要包括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发挥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这些理念和基本方式不仅对边区具有针对性,而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对探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路也具有借鉴性。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为缓慢,面临着社会治理主体单一、乡村干部群众缺乏法治信仰、乡村社会治理规则匮乏、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挑战,对此,需从积极培育社会治理主体,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规则,提高公共法律...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乡国之间:近代云南乡规民约浅析

近代云南的乡规民约带有显著地方特色,虽然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大体遵循与内地乡规民约较为一致的形式,但其内容更多地展现了云南独特的社会生活。依照参加者的身份,可划分为地缘性的乡规民约、行业性及宗族血缘性的乡规民约;依照功能与作用,可划分为以劝善惩恶为主的道德教化型和以弭盗防贼为主的准军事治安型的乡规民约。近代云南乡规民约体现出基层社会秩序的国家化形式日益突出,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整合。近代云南这种"乡国"一体的政治格局彻底地消除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可能性。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审视后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的特质所在,而且分析了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构成与生成逻辑,认为社会有机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以"现实的人"为能动主体,以自然界为生存前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观照乡村社会治理,要求我们整体统筹治理内容,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的内在结合;坚持以农民为本,把农民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与受益对象;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妥善处理乡村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当代中国农村法治的思考──从乡民的权利角度

当代中国农村法治，乡民的权利问题应当是一个关注的重点。改革开 放二十年来，乡民的权利观念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乡民权利观念的泛道德化、极端 法律化倾向必须得到有效抑制。关注当代中国乡民权利发展的命运，离不开与乡村 社会化相伴随的两个起整合作用的要素——法律和市场，即乡民权利生长的规范机 制和经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