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满意度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家庭卷数据,采用社会定量模型,结合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已婚夫妇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较高,婚姻满意度受个体人口学特征、子女数量、婚前同居经历、双方交流及配偶替代意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当代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贵州省447位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开展了调查,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青年同性恋者异性婚姻意愿强烈,男性高于女性,城镇低于农村;69.1%的同性恋者将同性婚姻作为理想的婚姻形式;29.3%的同性恋者有形婚意愿,但独生子女同性恋者强于非独生子女同性恋者,单亲家庭的同性恋者弱于非单亲家庭的同性恋者;53.2%的同性恋者表示婚后会生育小孩,大部分同性恋者对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持悲观态度。异性恋文化中心主义与传统生育观念、父母婚育观、同辈群体婚育行为以及国家政策和其他因素影响着青年同性恋者的婚育意愿。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青年生育意愿缺失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及伴随的青年生育率低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生育率不仅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文章借鉴自我决定理论的内涵和形成逻辑,探讨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主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青年的控制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不仅拓宽了学术界关于青年生育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对开展生育政策推广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     

浅析我国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希望能够生育子女,但是,我国的《宪法》、《计划生育法》等并没有赋予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单身女性没有缔结婚姻、将来也没有缔结婚姻的意愿,无论是从生育权的人权属性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养老保障的角度来看,都应当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是对传统的夫妻生育权的突破。为了避免单身女性生育权遭到滥用,应当对单身女性的婚姻缔结、生育年龄、身体状况和生育法式等方面进行限制,从而避免单身女性生育权遭到滥用。     

对北京、广州、南宁女大学生婚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本文探讨除了受教育程度之外、影响女大学生婚育意愿的一些因素。我们以问卷调查和深度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三个经济水平不同城市的在校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恋爱次数是多少,正在谈恋爱的被访者期待结婚的比例都大于现在没有男朋友的被访者。普遍地,女大学生对生育的期待要大于对婚姻的期待,大部分女生希望在27～29岁结婚、生孩子。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期待生育更多的孩子。     

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婚姻与生育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模式?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大规模综合性社会调查和网络专项调查数据,本研究试图从代际、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探索以上研究问题,分析当代中国婚育观念与行为呈现的模式与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年轻群体在亲密关系形成与婚姻缔结方面有着更为显著的变化,但非传统的生育行为并未明显增多。在婚姻缔结方面,人们行为的变化比观念的变化更加明显,“早婚”与“普遍婚”期望依然存在;在生育方面,民众观念的变化更为明显,不生育倾向明显增加、对女性生育必要性认同度下降和对女性单身生育更为宽容。受中国独特文化影响,子女因素对离婚决策起到较强的牵制作用,也被相当一部分群体视为维系婚姻的决定性因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同居与婚前生育均向“劣势模式”转变。此外,终身不婚率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中持续上升,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愈发具有竞争力,“高知剩女”现象在当前已成为一个伪问题。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当代城市女性晚婚现象的多维度探究——基于贝克尔《家庭论》

为解决当前的低生育水平问题,我国近年来几度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不佳,婚姻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育前战"备受关注。结合贝克尔的"婚姻市场""家庭分工"等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可得,当代城市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迟迟推延结婚年龄或不婚是婚姻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过高,个人收益不明显且家庭收益不明确,婚后存在法律风险所导致。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倡导社会范围内的两性平等,并落实在法律保障和舆论观念上。应当提高对家庭部门劳动的重视程度,通过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与家庭观念,保障两性的婚育自由,缓解"婚育一体化"带来的顾虑。     

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代际的更替,中国的婚育模式已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婚姻和生育是否呈现出去制度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作为未来婚育的主体,大学生的婚育观是理解未来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基于分层多阶段PPS抽样组织实施了有全国代表性的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调查发现：对大学生而言,婚姻和生育仍然没有明显的去制度化,但其价值基础已发生改变;巨大的婚育阻力而非观念转变是大学生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婚育观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互联网与圈层文化和婚恋观之间形成互构。基于以上特征,文章讨论了其背后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婚姻转变、性别革命等理论与社会机制。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