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合并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精神重塑研究

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一直是规范农民行为、塑造农村公共价值、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形成情感归属、实现自治的重要纽带。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活边界,在社区成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疏离,互助程度较低,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基于熟悉和信任基础上的公共凝聚力持续下滑,出现了村庄合并后形合神离、各自为政、公共文化欠发达、公共权威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公共理性,建立公民社会,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来重塑公共精神及价值体系,达到"良性均衡",成为重建社区认同,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影响村庄合并的制约因素及其破解

村庄合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城镇化建设的需要。目前,多重因素制约着村庄合并的进程,包括土地流转困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缺乏等。为了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必须加大新型社区的宣传力度,解决农民思想问题;妥善做好土地流转工作;积极拓展农村城镇化建设筹资渠道;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房屋置换办法。     

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度更高吗?——基于社区层面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产阶层具有良好的公共意识与丰富的社会资本,向来被认为是公共事务参与的活跃主体,但对社区场域公共事务的类别化审视发现,中产阶层的高度参与往往聚焦于维权与抗争等非常态事务,而在常态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甚至低于底层群体。通过对两个无物业小区的比较发现,中产阶层小区的居民参与与其社会资本呈工具化的互动逻辑,展现出前后矛盾的发展轨迹,即居民自治水平的提高反而侵蚀了社区社会资本,导致自治模式难以为继,这一点与底层群体的小区情况恰好相反。参与程度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需求层次的差异,其中中产阶层对于小区治理的需求主要停留在秩序层次,而底层群体的需求则提升到了社交层次,触及了价值层次。该研究发现拓展了学术界对于中产阶层公共参与相关议题的研究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之前的研究结论。     

合作治理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培育路径探析 ——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为例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社区治理工作依靠“合作治理”的治理模式走在了全国前列。笔者通过对辖区内开展合作治理社区的调研发现,合作治理与公共精神之间是协同共生关系,合作治理平台的搭建和运作为公共精神的培育和生长提供了载体,公共精神的不断提升也促进了合作治理平台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合作治理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仍存在合作治理平台搭建困难、社会组织话语权缺失、社区主体观念多元化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通过发挥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功能、政府先行的示范作用、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协商民主的积极作用等路径,来培育城市社区公共精神,实现高水平的社区合作治理。     

苏州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实证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是当前中国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苏州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路径。苏州的新型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毕竞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各种组织关系尚未理顺，需通过多种途径来规范各类组织的发展。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北京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创新,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大胆实践。目前,北京农村社区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农业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迁移型社区和现代型社区。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参与效果和结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区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营造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居民社区融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北大核心

村庄情感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载体。围绕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结合对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探赜实现乡村振兴中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往往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再生产情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激发情感再生产,实现乡村振兴。其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引领村庄发展中以其自下而上建立起的情感关联、机动灵活生发出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涵养出的情感内化等优势重塑出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引导主体、村庄村民为参与主体和“城归”为辅助主体的多元结构化村庄情感共同体;再生产情感过程主要体现为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对在村村民的情感培育、不在村村民的情感回归和“城归”的情感吸附;情感再生产是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结果,体现为依托规则养成和参与深化促进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再生产。三个方面构成了相互联系、深入推进的整体过程,既从理论层面诠释了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在实践上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发展振兴提供了指引。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近年来,舞钢市采取“五步工作法”,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程,有力助推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推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上取得了良好成效。     

社区微治理的基层逻辑与社区福利建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交融和互动过程中推进的,其模式也必然与这个过程的特点和需要有关。社区治理的目标诉求在实践中得以更新,从早期的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逐步过渡到当下的为社区居民创造多元化的福利。微治理是社会治理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体现的是纵横网络的贯通。实践中社区微治理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逻辑方向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居民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事务催生社区微组织,建构社区福利。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是突破各种行政壁垒、激发社区微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有利于促进实现以党建为引领的组织的多元整合和横向联合。     

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二者通过社区内主体的行为与活动发生勾连与互塑。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具有的多样性、封闭性、功能性规划和行政性分割等特点,制约着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空间视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是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为更好实现社区治理,我们应在基于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将社区空间利用的"生活性"与"景观性"相协调;坚持社区内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可获性"与"效率性"相平衡;在社区更新"微创性"的空间改造过程中,坚守"利民性"的价值目标;为发挥社区空间的最佳功能,在对社区空间进行"功能性"规划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功能"扩容";为提高社区治理的精准性,在将治理技术嵌入社区空间过程中,勿忘人文情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山东和广东的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其中,以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劳动过程式参与以及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激活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效率兼顾。而以个人主导的股权结构、股东监管式参与以及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导致乡村治理有公平却缺乏效率。治理规则是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中间变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的具有公共性的治理规则,是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价值目标的关键。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困境与消解

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居民多样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就显著,且日趋形成自己特色,但因社区空间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行政力量干预、居民公共参与不足、市场力量强势等因素使得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存在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在实践中,社区空间治理要从价值理念塑造、治理结构优化、信任重构与监督责任下沉方面努力,促进社区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博弈、协商与合作。通过提高空间治理法制化水平、增强空间治理自主性、完善空间多元治理体系、唤醒社区空间活力和突出空间治理创新性等途径,可以实现良好的社区空间治理。     

公共治理理念下的城市社区自治

所谓社区自治，就是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使社区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引起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重新审视城市社区自治，对于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宁夏社区居民公共文化参与调查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要靠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而且还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宁夏社区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意识不强,必须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的积极性;公共文化设施配备不齐且作用发挥不够,必须加大对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的配备和管理力度;公共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必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还需要加大对文化活动的引导和监管力度。     

“合村并居”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就“合村并居”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展开了一些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分别就学界关于“合村并居”的渊源,为什么要“合村并居”及怎样“合村并居”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它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并对这些成果加以评论,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豫南某镇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促进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豫南某镇为例,对现阶段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以此对促进新形势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推进我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经”。实现这一从城乡非均衡发展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任务艰巨而光荣。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准一个切入点。扎实、有效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进程来看,从自然村落发展到农村社区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城乡一体化最佳切入点。一、我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情况     

现阶段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存在问题探析

村庄是中国农村的基层单位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村庄治理的效能。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是贯穿村治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村治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机制。所谓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 ,简言之 ,就是指“对掌握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人员的村务管理活动实行监督、督促、防患和纠正的活动”［１］,它大致包含三个层面的监督 :（１）国家尤其是乡镇政府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 ;（２）村社区公共权力组织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 ;（３）村民群众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从农村实际出发 ,构建科学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平衡机制 ,是目前村治工…     

我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途径。为进一步推动我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我们对新乡等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调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