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社会组织经济基础和利益追求日益独立的发展趋势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的课题。作为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导引机制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找准着力点。从"国家能力"视角看,社会组织统一战线,要理顺体制,整合资源,提升对社会组织的统领能力和认证能力;求同存异,加强政治引领,提高对社会组织的濡化能力;以服务的感召力和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的示范力,弥补统战工作强制能力和规制能力的不足;建立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挑选、培养、评价、使用制度,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吸纳能力;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协调不同群体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增强对社会组织的整合能力。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逻辑证明——基于对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治理的个案分析

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组织建设的完善是城乡统筹建设的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基层治理状况的个案研究,推理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构建逻辑,即构建健全和发达的基层公民社会,是为了实现公益的完整诉求,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的状态。     

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能力紧密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能力及国家能力的行使中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国家能力的高低可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四个维度进行检测,而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协商与沟通的能力。本文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通过梳理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逻辑,揭示了不同时期国家能力强弱尽管有所区别,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利良性互动关系。其症结在于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强化"有形"的国家能力建设,而忽视本应与国家能力同步增长的"无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能力建设。因此,乡村治理结构未来走向是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路径是大力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改进乡镇政府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从而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官员“空降”变迁与困境

空降干部制度的改革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良善治理、巩固执政基础的积极努力,其所遭遇的问题反映了国家转型发展的两难困境"空降"干部是中共由来已久的重要传统,是中共进行革命和治理国家的有效策略。这一传统的形成与中共早期的组织性质和革命路径有关,与中共建政以后的目标追求和治理方式有关,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及相应的社会背景、制度体系之中,我们才能把握此项策略的生成逻辑与运作机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从“行政化控制”到“体制性吸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变迁几经调整和转换,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治理从一种非正式的、具有可纠错性、较为灵活的行政化控制,向一种正式化、组织化和稳定性的体制机制创新治理路径展开。"行政化控制"和"体制性吸纳"作为两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背景下面对不同的现实发展任务而形成的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的技术选择,二者之间既存在互相关联、前后相替、继承发展的关联,也存在着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的理念、手段、方式和绩效的本质性不同。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将呈现出法治化治理的新常态、项目制运作的新实践、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新助推和专业化服务发展的新方向等一些新的进展路向和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前瞻性理论研讨和典型性实践研究。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析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当代中国的理性选择。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在逻辑起点、功能作用、发展目标等方面具有互构性发展的逻辑关系。社会工作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手段。社会工作从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发展制度、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制度、激发社工机构组织活力三方面参与社会治理。     

合作治理进程中执政党价值探析

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执政党具有高度的政党权威,推动政府树立合作理念并推进公共治理改革,为推进合作治理进程提供动力支持;执政党嵌入性特征,可以发挥执政党组织的聚合与协调作用,构成一种包含执政党在场的促进性治理,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孵化机制;基于"构成主义"的建构路径,执政党融入到政策网络中,可以提升政策网络的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政策的变革功能。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吸纳式服务: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过渡机制

"后单位时期"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理论上是如何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社会治理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关系特征,该变化是在党、国家与社会三维框架中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依靠"双轨化"的功能结构,一方面选择性地吸收社会力量,实现国家意志向社会"渗入";另一方面以服务为导向,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反哺"社会建设。这一"党社互动"过程可以归纳为"吸纳式服务"。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异地务工人员管理服务创新的案例研究发现,"吸纳式服务"在"双重整合"的运行逻辑下,呈现了"控制-支持"的"重层式"功能特征,有助于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缓解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转型压力。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熟壮大,党组织与社会主体的互动方式将逐渐由"嵌入式引领"为主,向突出"兜底式服务"的方向转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法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

传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政府管理区域公共事务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政府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分离出去,还权于社会,而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应当是承担这些职能的社会组织。因此,引入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治理就成为了必然。在法国,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它践行"竞争-合作主义",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包含的以政府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从法国的实践经验看,治理要得以真正建立,必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上形成合作,实行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面向未来社区的合作治理:逻辑、限度与进路

未来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发展模式,其治理不再是政府单向指挥的"独角戏",而是以多元合作为根本结构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手段的新治理变革。这一新变革有着自身的演进发展逻辑,是国家成长和社会自治发育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它开启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的民主"走向国家民主与社区善治的路径,契合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新选择,同时它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方向。然而,未来社区的治理显然是超前性的,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化解合作治理过程中的行动限度,就成为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党建引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智慧治理"的治理架构,为未来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可能。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理解

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趋势)。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的是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而这正对应了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层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这使我们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