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组织改革之理论框架探讨

社会组织已成为当今中国公共管理舞台中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并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以在国家-社会宏观的分析视阈以及政社、政会的基本交互架构之中方能得以实施,选择科学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框架异常关键。在修正和弥合传统自由主义和法团主义关系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之行政生态对国家社会乃至政社、政会分析工具进行了本土化创新,而镶嵌式自主性理论较好地将多种理论观点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政社分开的基础:领导权与治理权分开

政社分开的改革因政府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的矛盾而进展迟缓,这一矛盾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误解。政社分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分开,即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这一分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也切合政社分开改革的实践。它有助于解决使社会组织和团体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而自治的组织这一政社分开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助于在基本的功能上划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也有助于解决改革内在的治理逻辑与统治逻辑之间的矛盾。领导权与治理权的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治理权全部放手,政府需要在它治理的领域里承担起它的责任,同时政府还承担着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职能。     

基层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历史理路、时代背景

基层治理现代化包含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方面内容。基层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的制度框架,基层治理能力主要是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我国基层治理改革先后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离和政社互动模式的探索,不同历史阶段的基层治理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基层稳定和国家发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变革提供了思想和技术支撑。     

服务购买中的“政社互动陷阱”: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基于四川省C市W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都离不开对"政社互动"关系的探讨,"政社互动"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而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恰为"政社互动"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以"政社互动"为切入视角,对C市W区政府购买服务过程进行解构发现,"政社"在互动过程中暗藏陷阱,即存在"异化合作""组织趋同""合作内卷""行政依附"等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政社互动失灵"。由此,政社互动陷阱的生成逻辑根源在于购买服务实践的双向形塑,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     

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主体障碍及解决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日益繁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共识。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作共治与责任共担,以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趋势。然而,在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还存在着来自政府机构、市场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参与等主体方面的障碍。因此,加快政府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大力培养社会组织、积极培育政社信任关系和建设主体间信息交流平台,成为我国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途径。     

深化基层政社互动 创新村居民主治理

正政社互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而村居社区是社会主体的重要单元,因此提高村居治理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政社互动的前期,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机制创新,逐步厘清政社之间的权责边界,从尊重社会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政府依法需要村居协助的事项采取了契约模式等,规范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减轻了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负担,释     

浅议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几个举措

增强社会组织活力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只有通过推进政社分开,切实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拓展社会组织空间;创新管理理念,增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政治互信;增强社会组织内生活力等几个举措才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充分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打破“推定”：政府—非营利组织互动何以优化提升——基于信号理论的路径建议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是建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重要议题之一。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提出了解释框架，但缺少微观行为层面的研究和过程性探讨。本文通过信号理论视角，发现政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会成为信息输出，通过日常行为规范、政策执行方式、组织吸纳和政治吸纳等行为发出的积极信号促进政社互动。非营利组织通过接收信号，逐步打破“推定式互动”，建立良好的政社互动关系；政府能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信号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和服务优势，打破固有推定，推进有序良性互动，形成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     

国家治理评估的指标设计与理论含义

国家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它可以转化为由一系列指标组成的评估体系和分析框架,从而对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细致和系统的观察。通过设计测量指标来对国家治理进行评估,能够突破西方世界提供的分析视角的局限,从而客观地展现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成就。在推动国家治理的分析框架和国家治理评估的指标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治理理论范式的成熟将取决于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化程度。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化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理论范式的成熟,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构建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竞争的重要举措。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NGO转型规范研究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理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NGO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NGO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化、行政化倾向严重,官办色彩浓厚,NGO自主性、自治性差等。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的NGO转型规范,必须推进政社分离、规范NGO的法制环境、提高NGO的治理能力,从而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新格局。     

体制涅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缘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基于此理论视角,中国学者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思路,预设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主张重塑"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互构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家在行动、市场在行动、社会在行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合作共治、互构互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呼应,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公共服务购买内部化现象及治理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我国公共服务购买的制度探索是对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制度回应。在服务购买的制度实践中,政社非对称依赖关系所带来的内部化购买行为形成了既定的制度性事实,并由此产生了公共服务悬浮化和社会组织行政化的负面效应。历史制度主义注重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内部化购买"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国家建构社会"的价值观、官僚制的组织嵌入和政治精英的政策选择。内嵌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黏性,使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囿于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提出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政府要在创新的允诺中进行调试,社会组织要作出适应性反应,寻求政社最佳合作模式。     

分离与重构:放管服改革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是国务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治理架构的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除了科学厘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深度激发市场活力外,也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和资源支持。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连接带,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中发挥着风向标之作用。充分依托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整体要求和推进路径,依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治理角色和职能内容,打造政会之间的权责清晰、合作共赢的治理关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两新”组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要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固始县作为全省“两新”组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试点县，不等不靠，先行先试，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重要载体作用，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思路、方式方法，大胆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模式、新路径，取得了一些新突破、新成效。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述论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

对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的准确把握,不仅需要历史视野的观照,而且需要放在一种宏观体制背景中加以把握。通过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其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是一种通过有效组织社会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使命型政党。这种使命型政党以有效组织社会为根本依靠力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极为重视对社会和自身的组织建设。之所以存在当代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命题,是社会转型因素对执政党构成了系统性压力,要求政党变革新的机制和方式更好地组织社会,以适应市场化转型之后的执政环境和治理任务。     

新中国农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探析

伴随着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治理危机和国家中心治理失效问题频频出现,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国家——市场——社会研究视角的提出带来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研究传统。通过重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互动、政企互联、企社互融和多元互动,可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