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几点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内外情况的变化,社会管理工作遇到更多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应该界定“管什么”、明晰“ 谁来管”、创新“怎么管”,以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论委托代理

一、委托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委托代理又称意定代理或授权代理.它始于契约法,后分离出来成为民法总则中一项重要制度.它的出现和完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罗马社会前期,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和社会管理组织.在父权制度下,“家父是家庭财产的唯一所有权人,家子取得的财产,不论来源如何均归家父”家父是“家庭的唯一代表”.“只有家父有权利订立契约”.加上,古代罗马法律要求当事     

检察权与基层行政管理的对接——对天津市宝坻区“一站三中心”模式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社会又处在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现期并存的阶段.如何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以我区在镇街建立的“一站三中心”为考察对象,解析检察权与基层行政管理“对接”原因,探讨我院实践中参与“一站三中心”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方法,并提出完善措施,从而切实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经营者责任的加重与适度

在以“风险社会”和“事故社会”为特点的当今社会,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加重经营者的责任.如果不加区别,盲目加重经营者的责任,又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损害全体消费者的利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如何寻求经营者责任的加重和适度,是中国特色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既艰难又重要的任务.     

“房奴一族”将会成社会“第一杀手”？

主持人：31.8%的房贷一族成“房奴”,无疑是一种社会“病”态.既然是“病”,“痛”在哪里？根源又在何处？     

社会的自然史:亚当·斯密论文明社会的起源

亚当·斯密关于政府原则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对“文明社会”之起源的研究中.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拒绝了现代自然法传统中的“社会契约论”；他打破了“自然状态一文明社会”的理论框架,并为“文明社会”赋予了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理解,使之展现为“四阶段”的历史进程.然而“自然法理学”的启蒙意图又意味着他的政府理论是一种批判的历史叙事,必然将“自然”与“历史”的两套逻辑缠绕在一起.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斯密的社会理论,从而展现出其自然法理学和道德哲学中“自然”与“历史”两个面相间的关系、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     

单位私设“小金库”行为定性初探

单位私设“小金库”是当前经济、法律生活中一个令人困惑、又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它涉及面广、危害性大,而又缺乏有效的对策,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思考。一、单位私设“小金库”的含义及其特征“小金库”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财经纪律,不在财会帐上列收列支而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单位私设“小金库”就是指单位将由国家和集体依财经制度所有或经营管理的资金,采取发票抽底、截留部份收入、直接收取现金不入帐等手段,使之脱离     

环境监控行业的市场机会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并且已经提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保护环境,减轻环境污染,遏制生态恶化趋势,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对于我们国家,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解决全国突出的环境问题,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的召开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     

从一则通讯员来稿看新闻与宣传的区别与联系

新闻和宣传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有区别,又有联系,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传播活动,但有着同构不同质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传播目的不同,发挥的社会功能不同.作为新闻,传播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这是一种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变化的陈述性信息,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告知,让受众了解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客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至于新闻事实背后隐藏的观点,只能由受众判断和体悟;而宣传是凭借宣传方精心筛选的、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客观事实来传播一定的观念、思想、倾向,从而说服受众接受,以达到影响受众行为的作用.它的基本功能是“说教”、“引导”和“劝服”.     

法律能管“颜值”吗?

又到一年一度的毕业求职季,河南郑州女大学生羽蒙为改变形象、提升就业机会,瞒着家人去整容.图中的她整容后戴着大口罩、眼镜,唯恐别人认出她来.她感慨地说:“这个社会,‘颜值’太重要了.” 如今,招聘“看脸”也确实是普遍现象,形象靓丽者在求职过程中会占有优势.     

我国刑事立法走向论

我国《刑法》自1979年颁布、1980年实施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20多个“决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对《刑法》进行了大范围的补充、修改.新增罪名80多个,扩大死刑条文30多条.刑法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刑法》,早日制定出一部既符合我国实际、又经得起一定历史发展考验、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刑法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迫切而又艰难的课题.本文试对我国刑事立法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期得到广大同仁的帮助和指正.     

民事执行中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财产报告制度存在操作性不强、缺乏威慑力等诟病,又缺少社会财产登记公示体系和社会协助执行体系作为配套,实施中效率不高.应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健全我国强制执行财产报告制度,解决“可执行财产难寻”的问题.     

司法能动论:历史考察与现实评价

“司法能动主义”是舶来品,而“司法能动论”则是司法能动主义结合中国国情的产物,尽管后者被赋予了不少“新意”和“引申义”,但客观地说,这也是文化接受与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法文化的深层渊源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奉行“司法克制”的传统,从而大大抑制了“司法能动”的空间,但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与成文法废、改、立的滞后性这一矛盾又会呼唤“司法能动”的出场,以弥补法律的缺陷,达到实质正义的目标.这就为司法能动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的存在提供了一席之地.司法能动是司法克制前提下的能动,不是盲动妄动；司法克制又包容了司法能动的合理空间,不是对法律条文的僵化固守.两者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即正义的实现、人权的彰显.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一直是一个玄虚但又切实的刑法学问题.无论对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问题作出怎样的诠释和展开,保护人们的基本需要、吻合共同的社会心理、蕴含“最低限度的道德”和体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标准,可以看成是刑法立法的正当性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而它们可以视为共同构筑了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并在相辅相成和层层递进之中集中体现着一种“社会标准”,进而使得刑法的价值得到更加全面的实现.构成刑法立法正当性根基的那些层面的相辅相成与层层递进,能够得到认知心理学的支撑和说明.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问题最终所牵扯的是刑法立法即刑法本身的“求真务实”即其科学性.     

自然、经济、社会全面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涵义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它的基本含义是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了人类社会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并将其表述为:“既满足当代人类的需要,又不致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这个表述还仅仅是一个原生的基本的界定,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内涵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     

浅论法治中国与国际法治

法治是国际法治以及一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法治中国”理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治中国的建设既要遵循国际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不能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国际法治的发展,要求法治中国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参与国际经济、法治新秩序的建设,并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纪检监察机关如何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和谐，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关键所在。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部署，围绕“两型社会”建设的综合配套改革，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改革体制机制等方面找准切入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建设“两型社会”提供保障。     

宪法的社会性与人权的至高性

宪法是社会 (人民 )同国家 (执政者 )的一份政治契约 ,它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是社会主体 (人民 )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控权法和社会主体保障自己和防范国家的自卫法。因此它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渊源、起点、基础 ,并以之为权力运转的轴心和权力的禁区与最终归宿。宪法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产物 ;“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权为本”。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至上 ,是宪法的最高理念和原则。     

论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及其边界——以保障房项目检察监督为例

保障房项目监督是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也是司法实践的制度创新,它超出了检察监督的法定范围.在议行合一宪政体制下,监督制度的历史传承、分权制约的制度设计为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行政权内部监督不足又为检察监督的介入提供了现实舞台.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以社会综合治理的名义,采取“职务犯罪预防”或“合作协议”的形式而展开.“权力监督”的实质合法性与“旧瓶装新酒”的技术化策略,较好地应对了监督范围扩展的形式违法的质疑.鉴于宪政框架内“以权制权”的制度设计、监督能力的局限,检察监督范围应以公权力监督为限,相对克制地保持权力的边界,既要达到监督公权力的目的,又要遵循检察监督的规律.     

“被捐赠”与慈善相关问题研究

自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以来,中国人,中国企业表现出的慷慨,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表现出的大无畏的志愿精神,让全世界动容.又有企业家不顾企业发展和利润,几乎是倾尽全力的“全职”参与慈善事业.有很多社会学者,乐观的认为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民志愿”的社会,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甚至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西方很多国家.本文试从不可撤销赠与的角度,剖析慈善捐赠的法理基础,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试从违背意思自治基础的角度,解释目前普遍存在的“被捐赠”现象.最后,在坚定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和自愿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薄弱的实际,提出一些能够解决当下慈善捐赠方面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