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我国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随着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也正发生着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的转换,这是我国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决策模式,公共决策与政府决策的根本性不同,在于是否以公共参与为原则.政府决策并不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公共决策不仅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且公共参与度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行政决策正处在模式转换中,而要成功实现转换,必须加快体制建设,以体制机制建设“两个轮子”,推动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当前我国人民精神生活的矛盾及其调适

在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与变革中,人的精神生活获得了巨大进步,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平衡性、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协调性,以及精神生活系统自身发展的全面性上,表现出来就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失衡、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冲突,以及精神生活系统自身发展的片面性和不协调性。引导与调适这些矛盾需要物质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调控和个人精神生活发展的自觉。     

转型期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的失范及对策

公共管理伦理是整个公共管理系统的特殊要求,是一般社会道德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特殊表现,是公共管理主体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旧的经济体制的作用正在削弱,新的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经济的转型要求公共管理伦理的转型与之同步,而我国现阶段却未能克服这种转型时期的脱节。     

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与我国公共管理体制的构建

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型是行政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势,而公共管理方式的市场化取向是全球公共管理实践的共同特征。本文在介绍了公共管理改革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的改革趋向和市场化内涵,提出了建立我国公共管理体制的建议和对策。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行政的现代公共精神基本体现在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责任精神、参与精神六个方面。现阶段提升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包括: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论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公民精神的乏弱,具体表现为公民主体意识缺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责任缺失等,这就要求发展公共领域、提高公民素质,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以此来培植和促进公民的参与、合作、团结、责任等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我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基础路向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政治文化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内层部分.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在于该国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而公共精神是扩大政治参与的根本精神动力.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公共精神的元素非常贫乏,这对扩大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提升公共精神应该是我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基础路向.     

公务员公共精神塑造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公共精神作为公务员从事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职业精神和公共能力,对塑造公务员的行政人格、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具有积极功能.公务员的公共精神包括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和责任精神.公正精神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灵魂,民主精神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核心,服务精神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基础,法治精神与责任精神是公务员公共精神的保障.公务员公共精神塑造的特点是:塑造公务员的公共精神是政府行为,受公务员法约束,由国家机关和专门培训机构进行.塑造公务员公共精神是学习型机关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务员公共精神具有引导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整合功能、建构功能和稳定功能.     

论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道德基础.公民的公共精神正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道德基础.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公民精神的乏弱,具体表现为公民主体意识缺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责任缺失等,这就要求发展公共领域、提高公民素质,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以此来培植和促进公民的参与、合作、团结、责任等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和谐社会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是指基于公民的理念、责任、义务驱动而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改善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系列价值目标的认可与追求。公共精神通过培育公民的平等、自由、参与和责任意识,孕育公共理性,催生公民共同体,为和谐社会奠定公正性基础、合法性基础与道义基础,因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价值诉求。当前,我国应从培育公民共同体、保障公民参与、生成公民风范等方面入手,以提升公共精神,实现社会和谐。     

阶层结构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分析

转型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看,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必然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要求地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社会参与的不同偏好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治理模式。这些影响对促进地方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分析

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社会转型的制度化阐释及其治理反心思

转型时期社会变迁的一般运动形式就是制度化.制度化就是建立和实施制度规则的过程,是指社会关系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也导致了制度增长的悖论,标准化管理的弊病,官僚主义的弊病,差异化和结构化的问题以及制度短缺.作为公共治理的任务环境,转型社会的制度化对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共治理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政务公开制度与公共治理——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

政务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共治理模式是相型相构的，它们同为“现代性”事件，在思维方式、功能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实现政务公开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同时，从效应上阐释，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扩大公共参与促成公民社会，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重塑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有利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对政务公开制度的建设还面临许多问题，政务公开法制化缺失、政府义务性缺失、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均会对公共治理中政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造成阻碍。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与公共精神的培育等不失为促进二者发展与完善的、具前瞻性也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社会资本、公共精神与民主政治发展

公共精神的强弱不仅构造着社会关系网络间的信任,而且也影响着民主政治发展。而我国公民主体意识缺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责任缺失等将阻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就要求发展公共领域、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素质,以此来培植和促进公民的参与、合作、团结、责任等精神,从而不断累积民主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     

我国转型期的公共信任建设

公共信任作为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是一个社会促进与实现和谐的内生性条件与人文环境。我国市场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由此引发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契约化,不仅引起我国传统公共信任的结构、演化机制及关系序列发生变化,而且导致公共信任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构发生结构冲突以及与社会信任、个体信任关系的疏离,进而影响到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化和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扮演。     

公共精神与和谐社会

公共精神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形成与发挥要以社会和谐为前提。文章在论述了公共精神与和谐社会相关性的基础上,指出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加强对公共精神的培育。     

需求视野中公共领域的实质 兼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意义

人的需求确立,公私分离,开启了近代社会,同时也是公共领域出现的根源。公共领域的前提和条件是人的独立意识、行为自律和批判精神;功能是形成共识和监督公权组织;运行机制是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我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公共领域的运行前提和条件,但中国公共领域存在固有的缺陷,必须克服这些缺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领域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公共精神研究的中国视野

当下中国社会缺失公共精神,已经基本成为学界共同持有的一个观点。公共精神研究的中国视野,既涉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共精神的关注,也包含中国研究者对公共精神普遍性的研究。中国公共精神研究的背景,不但包含全球化、后工业化以及国外学术发展的影响,而且涵盖中国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关系巨大转变的要求,国家民主政治改革和治理现代化发展诉求的提出。公共精神显现和发展的条件,是公民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塑造。提升中国公共精神,学界在外部环境、主体培育、组织责任和实践环节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究。在生活政治和合作治理时代,公共精神的发展路径需要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