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起冤案的调查处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使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蒙冤受辱、惨遭迫害。其中，因盛行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冤奇案件也为数不少。1969年，我在湖南省革委会从事专案工作时，就亲身调查了一起因如何对待毛泽东塑像问题而牵连几位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奇特悬案。     

“四个伟大”何以风行全国五年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名字前面一度有四个修饰语,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就是含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四个伟大”。毛泽东虽然对“四个伟大”不以为然,“四个伟大”却在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文革岁月流行了5年,这不能不让后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思想要解放 领导是关键

解放思想，人民群众是主体，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对一个地区、部门的思想解放起着带动、引导作用。一个地区和部门的思想解放不解放，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开拓创新的氛围浓不浓．主要取决于领导干部．关键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一把手”。     

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未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无法相信,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当时,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不愿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这一客观事实,回避正确评价毛泽东;一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咎于毛泽东。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在搞“非毛化”。在这种情况下,     

做“好官”与做“好人”

常言道：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必定是好人。几十年来,干部队伍中相继涌现出焦裕禄、杨善洲等一大批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先进模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被异口同声称为＂好人＂!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升人格魅力、增强无私奉献精神、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公心做事,诚信做人,才能做个“好官”,也才能做个“好人”。     

梁启波：人民群众的“孺子牛”

“平塘村覃丙生无收入，送去大米50斤。他的腿伤残，要多费点心。”     

秦基伟上将在“文革”中

秦基伟(1914-199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长、师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等职.先后参加了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等重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屡建功勋;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开始时,他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劝官勿做“鱼”与“狗”

在旧时代，官被人称为老爷，理所当然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傲气凌人。现时官被称为公仆。公仆者，为公众服务的人也，这不仅没有降低官们的尊严，反因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可时下有些“公仆”，不能洁身自好，自贬身价，竟然与“鱼”、“狗”同伍，为群众所不齿，真令人有慨兮复叹兮。谓予不信，有例为证。     

树“畏”更须去“媚”

有些干部,功夫不在事业上,精力不在发展上,心思也不在人民群众身上,相反,却整天盯着“上面”,“秀”给媒体,不仅敏于揣摩“风向”,勤于迎合“喜好”,且善于装点“门面”,喜欢把气力下在易出“亮点”、易被看到的地方。对于社会上监督、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起初惯用躲、捂甚至打压的方式来对待,及至激起众议、躲不得、捂不住、压不下了,才不得不去做那些早就该做、早该做好的事情。这些“怪”现象,说怪也不怪,反映出了某些干部的“媚”和“畏”。     

十年挫折道坎坷（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挫折和损失最严重的时期。河南深陷其中，历经坎坷，教训极其深刻。     

小村官大霸王

有一部电视剧叫《别把豆包不当干粮》,表现的是村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别把村长不当官,村干部虽说是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却是一方“诸侯”,是主宰村民命运的“父母官”。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现村干部变“村霸”的现象,动辄用拳头“修理”村民,农民群众深恶痛绝,敢怒而不敢言。这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杂音,也是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障碍,亟待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村官为霸好猖狂——村官变村霸,作风霸道,恃强欺弱。在村霸当权的农村,没有法制可言,村官就是法官,言出法行,随意吊打村民有之,私设公堂有之,抄家掠财有之。人们…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伟大起点——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共和国的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关头。人民急切地期待着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

“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 “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     

“文化大革命”暑期的毛泽东塑像

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表达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爱之情,已经有许多画家开始创作毛泽东等伟人的肖像画了,但这时候它还不属于"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毛泽东和其他党的主要领袖在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也都自觉地以"西柏坡会议"所确定的精神,要求全党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其中也包括反对竖立毛泽东塑像.     

解放思想与“双赢”思维

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实质是人们的价值观念转型和思维方式的创新,集中表现在由"对抗性"思维转向"双赢"思维;作为对在"极左"的历史环境中滋生的"对抗性"思维的"扬弃","双赢"思维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因而,在和平发展、全球化、现代化的国际背景下,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如何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双赢"思维对于我们正确的思考问题、科学的评判事物、有效的破解难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七）

南昌秘密谈话,毛主席批评许司令:你就知道挖煤,不抓路线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明确讲到仍有"两个司令部"存在.不言而喻,毛主席认为林彪已充当了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三支两军”的初衷及其两重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支两军”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动因是支持“革命左派”全面夺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一方面以自己的权威和力量,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对军队自身建设和军政、军民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不宜完全用解放军的“三大任务”、“三队”思想来解释和说明。     

青年·制度·人民——学习“七一”讲话的一点体会

<正>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谈到,回顾我们党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授衔后，我当了一回“展览品”

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昔日在穷乡僻壤中出没，穿着粗布军装，吃着玉米面和小米．扛着“三八”大盖的“土八路”，眨眼之间．换上笔挺的马裤呢军装．扛上金灿灿的肩章，不仅我们自己感到像换了个人似的，人民群众也有“刮目相看”的感觉，在我军指战员崭新的形象前，他们崇敬、羡慕又感到十分的好奇。在授衔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街头一出现着新式军装、佩戴军衔的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