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制与善德的耦合——论制度反腐与廉洁文化建设的协同

无论从学理角度,还是从现实腐败发生和治理机制,以及国内外反腐经验来看,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要健全制度体系,推进制度反腐,还要站在道德文化角度,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培育民众的廉洁信仰和全社会的廉洁氛围,以此来抵制和消解各种腐败文化的侵蚀。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只有将制度反腐与廉洁文化建设完美融合,形成"善制"与"善德"齐头并进的协同态势,才能形成不想腐的心理机制、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而有效防治腐败。     

法治反腐策略研究

就宏观层面而言,要充分把握法治反腐的突出优势: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高度契合,为构建制度反腐的长效机制提供根本保障,能够树立治理腐败的权威效应;就中观层面而言,要正确处理法治反腐的四对关系:平衡保障人权与惩治腐败的博弈关系,优化国法国策与党纪党规的互动关系,理顺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的位序关系,协调法治规约与道德自律的互补关系;就微观层面而言,要落实五大举措:建立惩戒机制不敢腐,完善权力制约不能腐,保障信息透明不便腐,健全反腐立法不易腐,加强国际合作不可腐。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我国立法腐败及其治理的政治学分析

作为隐蔽性极强的腐败类型,立法腐败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因其特殊的危害性,必须加强研究和治理。研究发现:首先,立法腐败包括行政部门立法寻租、立法人员权钱交易式腐败和基于部门利益考量的行政立法不作为三种基本类型;其次,立法腐败与制度缺陷、制度执行力不足、公民政治参与无序化和非均衡化、查处力度不够等密切相关;最后,治理立法腐败应从完善制度机制、加大制度执行力、规范公民政治参与和加大治理力度等方面入手。治理立法腐败是艰难的,也是可行的。     

网络反腐的行动类型、过程及实现机制

从公民行动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内涵进行界定更能凸显网络反腐的实质。根据公民行动的方式、行动所指涉的对象、行动过程,网络反腐可以划分为腐败告知型、腐败挖掘型、集体动员型。三种类型的网络反腐行动中,公民从"围观"到"挖掘"到"抗争",显示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力量的崛起。公共舆论的生成、倒逼、草根动员是网络反腐的行动机制。在未来反腐倡廉建设中,从廉政政策的制定、廉政制度的革新、腐败治理的议题等开放渠道,让草根权力在现实的腐败治理中有效地参与,是化解网络反腐舆情日益高涨的根本。     

网络反腐倒逼反腐制度创新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促成了网络反腐的勃兴,网络也日益成为监督政府反对腐败的重要手段,改变着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态,通过网络媒体曝光的一些腐败事件正在拷问制度反腐的底线．一、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的倒逼动力为改变滋生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和结构,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了“国法”和“党纪”两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但是,制度反腐任重而道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防腐反贪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没仃入法、作为新时期反腐侣廉利器的金融实记制信用体系还有待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停留在表面等等。     

网络反腐的深层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反腐"作为反腐的"神兵利器",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倒逼"力量,为中国反腐倡廉带来正能量,有利于揭露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营造预防腐败和防止腐败扩散的氛围,加强官员和公民的廉洁自律。但是网络反腐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缺乏一定的理性、具有偶然性、缺乏代表性、缺乏隐秘性等困境,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立法、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健全网络反腐机制、增强网民道德自律,这样才能把网络反腐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心工程。     

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以“云享乌镇”为研究对象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差异性的基层，如何借助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或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对于中观层面的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文章基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建构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理框架，并结合“云享乌镇”数字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平台在治理方式上，以链接机制促进主体互动和资源集约；在治理结构上，以融合机制持续性激励而实现主体利益包容；在治理过程上，以动员机制确保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其中，前两者凸显了“接点聚合”逻辑，而后者则彰显了“稳态运作”逻辑。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仍需要强化数字平台合法性、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人本价值、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以及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     

制度反腐与政党兴衰

<正>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性举措。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制度反腐的经验来看,首先是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是重视制度的执行力,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后注重加强内外约束机制的构建,使政党时刻处于监督之中。而有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反腐措施,腐败泛滥,积重难返,最终丧失政权。例如,苏共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特权和腐败的制度化,最终被人民抛弃;印度国大党实行家族式统治,导致垄断和官僚主义及权力寻租的蔓延,最终失去选票;日本自民党"金权政治"泛滥,失去民众信任,等等。执政党治理腐败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我国农村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反腐败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彻底根除农村腐败问题,在加强教育、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密而富有逻辑的反腐机制必须在深刻分析产生腐败原因的基础上,从道德、立法、财务管理、考核、监督、惩处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     

法治反腐: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大亮点之一是法治反腐。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完善权力公开制度和权力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惩治腐败分子,安全文明办案。法治反腐是众望所归,也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反腐倡廉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

反腐倡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不仅需要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坚持反腐倡廉,纯洁党风政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当前的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生存空间,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直接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认同。必须以反腐倡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创设重要条件;必须以反腐倡廉切实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形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提供根本保障;必须以反腐倡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认同激发内生动力。     

釜底抽薪:韩国现代化中的后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二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韩国的反腐败转入可以概括为"釜底抽薪"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措施是:把严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分析腐败滋生的根源和条件,从惩治为主到预防为主;推进民主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遏制腐败;建立起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相结合的反腐败网络.从而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保证了韩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印度反腐败机制及其效果

印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腐败问题的困扰,而且发展到现在腐败问题愈发严重,如今在印度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机制"。腐败给印度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为此印度政府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机构设置上都采取了许多措施。不过,由于受到低效的法律体系、公务员体系、民主体系、传统文化以及种姓制度等制约,印度的反腐败工作长期停滞不前。对印度腐败与反腐败的理性分析与思考,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廉政文化社会化的有效路径

廉政文化社会化,简而言之就是促使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和追求的过程。廉政文化社会化。不仅需要平台和载体,而且更需要同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同“搭台唱戏”。一是通过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廉政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有机融合。二是通过对民族文化中蕴藏的廉政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以及利用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来推进廉政文化传播,促进廉政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效结合。三是通过艺术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来拓展廉政文化的传播途径,从而实现廉政文化与艺术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推进。四是通过找准旅游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结合点,推进廉政文化与旅游文化的互补与互动。     

法治思维下的福利与反腐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逢节送礼的不正之风受到极大遏制。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职工节日福利也被取消,这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不该借反腐之名拿掉职工福利,也有人认为"反腐不反职工福利"是特权思想在作怪,是打着民意的旗号为腐败行为辩护。应当确立福利的合理范畴,区分福利腐败与正常福利的界限,使薪酬和福利设计摆脱暧昧、灰色的性质,改变福利随意发放和定位不清的现状。福利腐败的治理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依法进行,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必须注意区别对象、合情合理。通过具体的规章制度管理好福利,是治标;最终实现福利的法治化、正规化、制度化,则是治本。     

行政责任伦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廉政教育

公务员廉政教育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实效性的提高事关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成效的全局。以责任为核心的现代行政伦理即行政责任伦理为我们加强新时期的公务员廉政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务员腐败产生的主观原因在于责任感的丧失。因此,要以责任感的培养为核心内容,以责任认知教育、责任担当精神的塑造和责任行为能力的提升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目的,切实加强对新时期公务员的廉政教育。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