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研究述评

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势所必然,学界已就中国道德制度现代转型的动力、方向、原则等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的困境和出路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中西文化比较视野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背景

中西文化间的一个重大分野在于对个体和群体的不同关照.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向度展现出了独具特色的多维定位,包括价值定位中的“群体优先”,伦理定位中的“道德责任”,目标定位中的“伦理追求”等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之所在.为此,应实现群体优先与制度优先相契合,发挥个体积极性；道德责任与契约责任相契合,培养现代责任主体；伦理追求与价值追求相契合,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合理 合情 合时——贺麟道德现代转型之思想的考察

"合理、合情、合时"是贯穿于贺麟新儒学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他谋求儒家思想新开展、建设新文化的方向。贺麟运用这一原则,对中国的道德现代转型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和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阐发,其中的许多主张和见解,对于半个多世纪后的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人道德价值的困境及重构

传统意义的道德与人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和冲突,人类的道德价值始终在这种张力和冲突之间,按照历史逻辑特有的规律演进。当代中国正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重构、文化的转型,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如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所谓的技术革命,更使得既有的道德价值面临激烈的挑战和冲突,从而使道德价值陷入诸如认知和抉择以及实践困难的尴尬境地。集中表现为"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一元价值观和多元道德价值观的冲突""传统道德价值观和现代道德价值观的冲突"等三大冲突、"道德价值抉择的困境""道德价值导向的困境""道德价值虚化的困境""道德价值物化的困境"四大困境以及"自利和利他的矛盾""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矛盾""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经济发展和道德滑坡的矛盾""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的矛盾"五大矛盾。由于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断裂、道德价值的教育缺位、道德和经济的"二律背反"等原因,当代中国人正面临道德信仰缺失以及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上的道德价值困境。要走出道德价值困境,需要从德性伦理、制度伦理、道德因果律等方面对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进行重构。     

中国社会转型的坎坷路 ——浅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急速推进

武昌起义是中国自16世纪中叶以来,持续的改革思潮与改革运动发展的必然。这次起义的成功,以及由它的成功而带来的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昭示了它的历史功绩——顺应了世界潮流,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正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必然趋势。辛亥革命,创建共和,以及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那仅仅是旧政体的终结,为新政体拉开帷幕,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制度的保障。从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确是“尚未成功”。当今,中国已经崛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在经济硬实力提升的同时,不可忽略文化软实力的同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恰恰体现在人的思想风貌、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即人从传统向现代的彻底转换。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可能有真正实现整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转型”,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才能真正实现。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障碍与破解对策——以浙江温州为例

转型升级是民营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由途径.文章以温州民营经济为例,以“产业——城市——金融”三元悖论概括了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发展困境,现代城市、现代金融发育滞缓制约了产业升级,而功能滞后的根源在于现代民营金融制度和现代城市制度严重供给不足及其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自发的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收益群体缺少创新动力,地方政府在现代城市与现代金融领域面临高昂的制度创新成本,由此导致正式制度的供给严重不足.文章提出了通过设置制度创新特区来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激发制度创新的设想,并结合了“温州金改”加以具体阐述.     

伦理觉悟: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内在生命

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犹如“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是“硬件”先行但“软件”滞后.这种状况源自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古代中国宗法专制与政治专制的相互胶结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奴役伦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精英们虽洞察了伦理觉悟与政治转型的关系,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道德启蒙、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伦理觉悟的历史课题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心理基础的缺失使中国的政治转型缺乏内在的生命.因此,只有先唤醒官员的伦理觉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培育国民的现代心理基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才会具有真实的生命力.     

中国人人性特征浅析

在中国先哲对中国人人性认识的基础上,比较西方及他人的认识和研究,提出中国人人性特征主要有四类。即:道德人、功利人、自然人、多面人;提出现代管理思想、制度、方法要依据现代人性特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对当前社会道德现状的一点思考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社会道德现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表现在人们的道德意识淡漠,道德水平下降,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比较混乱。有些学者将这种状况称为道德失范,纷纷提出要改变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要对新时期的道德进行重新建构。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可以主要归结为两点:拜金主义的盛行和自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试析规范伦理学的当代困惑——从后果论与义务论的差异看

现代社会的转型,客观上导致了个体道德价值内在困境,用＂困惑＂来言说规范伦理学的现代情境已经成为某种言语习惯。无论在逻辑意义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后果论＂和＂义务论＂都是规范伦理学理论形态中两条重要路线。然而现代规范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人性、个体与类、价值追求的再发现与不断的道德选择过程,因而＂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种互补性复合伦理制度在当代伦理发展中也逐步显示出其价值困惑。     

从传统到现代:伦理学研究中的三大转变

伦理学研究应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在伦理行为主体的确定上,不仅应将个体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社会也应该成为道德行为的主体;在个人和社会的互动中,个体应该积极履行社会所规定的道德义务,社会也应竭诚赋予履行道德义务的个体以相应的道德权利;在道德的功能定位上,既要充分发挥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功能,同时又不应忽视道德对行为主体的激励作用.     

现代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回应——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重要论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道德建设面临着严重挑战."八荣八耻"是对现代道德建设的新概括和新阐述,是对现代道德建设所面临挑战的强有力回应.践行"八荣八耻",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至关重要,同时加强制度建设是根本.     

制度转轨中的文化转型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并存与交织而整体上远未达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困境，也成为文化转型异常艰难的根本原因。文化无优劣之分却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弄清楚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时代性背景下营造出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是摆脱文化转型困境的关键。     

关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思考

中华道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泉,其蕴涵的优秀思想对于现代人仍然深具启发性。本文简略阐释中华道德之丰富内涵,诸如：仁爱思想、以义为上、道德践行等,而后,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与社会急剧变迁对中华传统道德形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研究国人道德冷漠之原因。探寻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在于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建设,用完善的社会制度和全社会力量为道德＂撑腰＂。     

信用与法律的相互促进——兼论中国信用法律制度的构建

信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社会对信用的维护经历了由道德的自律到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的共同作用两个阶段;法律对信用的维护也经历了从民法债权的个人本位到现代信用法律制度的社会本位的转变.在构建中国的信用法律制度时,我们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信用立法的既往经验,又要总结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信用法律制度的最新启示;不仅要完善民商事法律中信用保护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更要制定专门的信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信用行为的责任机制.     

解决中国问题的"道德本位"思想倾向——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道德观之比较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都将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归于道德的失范,但对道德失范原因的解释却各不相同.杜亚泉认为主要是受西方物质竞争之流毒的影响,而陈独秀则认为是中国旧道德的产物.在中国新道德建设问题上,杜亚泉认为新旧道德只是程度之差,并非性质之异,主张以中国固有道德为本,调和新旧,统整东西文明;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旧道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与民主共和制度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不符,在现代社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应当建设符合自由、民主、平等原则的新道德,这是他们展开东西文化论战的重要原因.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都有"道德本位"的思想倾向,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道德化取向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在思想和制度上都有着鲜明的特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天道、人道哲学观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道德属性、伦理属性等特征。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现代中国法律汲取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合理因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

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以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封建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随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