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几个问题的研究

于光远先生所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总路线的提出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哪些因素促使毛泽东对原来的设想作出了某些改变？本文试图以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秦邦宪的一封书信为突破口，联系建国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前后变化以及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与新中国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本刊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联合开设纪念专栏，以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感受他雄才大略的豪情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专栏包括两组重磅系列文章。一组为“毛泽东与新中国”，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唐洲雁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撰稿；一组为“毛泽东回湖南”，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撰稿。专栏既有宏大的视野，又有细微的观察；既有研究性，又有可读性，值得期待。     

毛泽东“人民”概念研究

“人民”一词是毛泽东生平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慨念，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历史变迁．分析其存在的特点以及背后的礼会历史变迁．对于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去“四风”良药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排“四风”之毒、去“四风”之疾的一剂良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弘扬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决策科学化水平，解决当前“四风”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方法论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辨析

毛泽东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方法论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毛泽东方法论研究，涉及“方法论”、“毛泽东方法论”、“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等基本概念。把握这些概念，弄清它们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是深化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提和基础。     

三湾改编若干问题再研究

毛泽东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关于三湾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编制、任职等争议问题，我们将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综述

本文概括了20余年来关于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主要特点，历史回顾和系统梳理了学界对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定位、发展阶段、主要特征、具体形式、形成原因、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以及历史启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生日

最早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来纪念。     

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摆正政治与学术关系。中共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是政治性最强的学科，它在现实生活的政治教育、政治宣传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巨大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要为政治、为现实服务。但这个服务是有“度”的。对以下几条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为政治、为现实服务不是中共党史研究唯一的选择、唯一的路径。另外的选择、路径仍然存在，如学术研究。以为政治服务否定学术研究，认为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学术研究得不到支持，导致学术研究发展不起来，那么学术品格的丧失就是学科独立品格的丧失，这个学科就会消失，也不会有真正的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性。所以，为政治服务的研究可以支持，同时纯学术的研究也要支持。(二)为政治服务不能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学术不是政治的奴仆．不是可以任意使唤的。为了政治需要随意解释历史、改铸历史．甚至伪造历史，把历史、中共党史当成胡适所谓的“摆大钱”、“打扮姑娘”，变成实用主义的工具，这就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伪史学、伪中共党史学。就如“文革”时期的历史学、党史学，最终被唾弃。前苏联也有过史学政治化恶性发展的时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可参见陈启能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第九章《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三)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参与政治斗争，应以参与史学领域的政治斗争为主，而不是以参与政治领域的政治斗争为主。比如在毛泽东研究中，西方反华反共的资产阶级右翼学者通过攻击毛泽东来攻击中共，这就必须与之斗争。林克等人写的《历史的真实》，就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进行了批驳，在史学领域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积极作用。(四)不要把学术观点当成政治观点，不要把学术探讨当成政治问题。比如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评价，有人认为是有很大成绩的，有人认为是毫无成绩的，这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不要把哪一种观点扣上政治帽子，把说毛泽东有成绩的视为“两个凡是”派。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就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成绩很大，难道也把他视为“两个凡是”派?     

把“体育第一”落实列素质教育中去——读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有感

在打造“健康校园”、推进“健康重庆”建设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仍感觉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大历史观蕴含的辩证逻辑

毛泽东是大历史观的主张者和践行者，他的大历史观蕴含了“古与今”“中与外”“形与势”等辩证逻辑。“古与今”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实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形成了自觉的时间意识、自省意识和使命意识，从而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中与外”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自觉以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党内、国内和国际历史，具有立体存在的空间意义。“形与势”的辩证逻辑，即毛泽东大历史观善于从历史之“形”中把握历史之“势”，明晰了历史的实质和趋势。由此，毛泽东大历史观实现了对其他大历史观理论观点的价值超越。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调查研究上的不同实践及其影响

在调查研究问题上，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即身体力行，在我们党内开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先河，后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这对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上继续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传统。６０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由此造成我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毛泽东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上有差别，由此使他们在…     

务实的调查研究才能形成正确决策

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江泽民同志在一篇讲话中也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和两个著名论断，使我深刻体会到，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和求真务实的必然途径．也是做好领导工作     

浅析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诱敌深入”军事思想

第一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胜利，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苏区合力歼敌的结果。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过程中，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提出、周密部署到正确实施，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毛泽东“诱敌深入”军事思想在红军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是谁

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形成的标志。《中共党史研究》近期刊登华东师范政治学系主任齐卫平的文章说，“领导”与“领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表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威曾受到多次挑战。1937年3月，刘少奇在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     

毛泽东人民观在廉政建设中的运用

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对“人民”这个词汇有特殊的偏爱，他常使用“人民群众”、“人民革命”、“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等词汇，这些词汇与他的人民观紧密相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思考及其深厚感情。     

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未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无法相信，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当时，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不愿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这一客观事实，回避正确评价毛泽东；一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咎于毛泽东。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在搞“非毛化”。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倡导韦睿躬自调查研究作风

毛泽东在阅读《南史》时，曾写下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何为韦睿作风？韦睿是南北朝时梁朝的一代名将。其为将，如毛泽东所评“敢以数万敌百万”；其为人．也如毛泽东所述“不贪财”、“劳谦君子”；其为官．肯于“躬自调查研究”。其中“躬自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     

张闻天与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一词足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号召整顿党内存在的“三风”，其中一项就是反对“党八股”的文风。但是，“党八股”这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所首创，最早使用这个词语的恰恰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左”倾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保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和平与内战的选择。蒋介石为了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玩起了“真内战假和谈”的把戏，接受了吴鼎昌“假戏真做”的主意，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美军司令魏得迈也于23日向毛泽东发了去重庆谈判的邀请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决定同意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