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及其制度构建

目前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典中,都没有关于专家辅助人的专门性规定,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借鉴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我国刑事诉讼中应该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这样有助于法官多方了解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确保案件公正审理。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有别于鉴定人、证人、诉讼代理人。专家辅助人接受控辩各方的委托,为委托方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服务,维护委托方的利益。专家辅助人应该从已经登记注册的司法鉴定人中选任,并赋予相应的权利,规定相应的义务。     

浅析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随着刑事法律的改革,专家辅助人制度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能够获得专家辅助人的帮助,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存在专业疑难的案件,这种主体的诉讼参与及其提出的诉讼意见,对司法机关查清案情、特别是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简单且不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便。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做相应的补充,以促使其完善。     

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的启示——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专家辅助人制度

专家证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应用,作为专家证人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英美法系国家在专家证人理论和规则等方面均有着重要地位。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专家辅助人参与到法庭审理,对鉴定意见提出合理异议,能够提高鉴定意见质证效果。但鉴于我国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规范尚不充分,实践中仍有诸多问题不够明确,因此可以在分析英美专家证人制度之得失基础上,总结完善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议。     

学术论文应用于专家辅助人证言中的规范方法

为规范学术论文在专家辅助人证言中的应用,并辅助法官判断学术论文之于专家辅助人证言的应用价值,应以明确专家辅助人证言的证据属性为前提,仿照大陆法系通行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两步式证据审查体系,设计以“可采性—证明价值”为核心架构的两步式学术论文审查体系。其中,可采性判断着眼于学术论文作为专家辅助人证言论据的适格性,此步骤包含意识形态判断、科学性判断、关联性判断和品性判断;证明价值判断以评价学术论文之于专家辅助人证言的证明作用为核心,其评价体系涉及学术论文的同行评议报告、所载期刊级别、被引用的频次等要素。     

新刑诉法下专家辅助人首次出庭

刘良成为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出庭”第一人 2013年4月16日,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警察方卫、王晖涉嫌故意伤害案由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开庭地点在含山县法院。除了对一审判决的重大争议,引人注目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主任刘良教授,以“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身份出庭,就此案的司法鉴定结果提出意见。     

鉴定结论之修改与专家辅助人之出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又在其第192条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两处修改引发了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疑惑。我国原有的"鉴定结论"源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下的鉴定人制度;而"专家辅助人"又来源于英美法系对抗主义模式下的专家证人制度。上述两处修改的立法目的不明确,亟需司法解释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增强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诉法》虽然赋予刑事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其相关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并不能真正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从而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徒有其名。因此，应当借鉴各国立法法例。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立法，以使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真正确立，其诉讼权利得到真正保障。     

对于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出庭意见采信规则研究的评述

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这一角色的出现对于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活动正确实施具有推进作用。我国学者们对于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出庭意见采信规则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其多学科理论分析框架的综合运用以及规则构成等方面的研究还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中国民事诉讼法,应以保障司法公正为根本要求,建构适用于中国本土化的专家辅助人出庭意见采信规则的制度体系。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辅助人

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各有优劣。目前,这两种制度有相互借鉴、逐步融合的趋势。我国现有的鉴定制度漏洞百出、问题严重,更应向这一趋势靠拢,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对我国的鉴定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专门辅助人制度的确立,无疑是这一借鉴、融合过程中的良好开端和成功典范。本文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辅助人制度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完善意见。     

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诉讼地位析论

本文以现代法治背景下的刑事审判为参照,通过对中国古代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的分析,论列了由于制度设置的先天不足、法司法治观念的阙失,以及法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卑微无权的史实。     

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权力的调整——基于控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在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居中裁判的诉讼三角结构中,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当是承担控诉职能的当事人。现行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监督立案及实施侦查等权力与控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相符,应予维持;批准、决定逮捕,受理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诉控告等权力与控方当事人诉讼地位不符,应当调整为由中立的法院行使;而对庭审的监督权和对一审判决的抗诉权应当作为控诉职能的衍生,而不宜再将其作为一种单向、强制性的监督权来行使。     

真相欲求与诉讼认知冲突的分析--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真相欲求是刑事司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但不同诉讼主体对“真相”的建构可能不同。以“复旦投毒案”为例,控辩双方既对“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认知路径存在分歧,又对“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截然不同。要解决此冲突,法官应整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思维,并为“排除合理怀疑”划界,但对“原子论”的追求应止于诉讼经济理性,对“合理”的理解不可超越经验、逻辑而向裁判可接受性妥协。总体而言,真相发现需要以诉讼公正为底线,应回归程序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权衡原则,进而弥合双方的诉讼认知差异。     

从诉讼文化看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

自清末民初引进西方诉讼制度以来,中国的刑事诉讼现代化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在实践中,我国的刑事诉讼现代化并非一片坦途,立法精神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制度设计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诉讼观念的更新和现代诉讼意识的深入人心。因此,如何吸收西方诉讼文化,如何借鉴传统诉讼文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专家意见证据地位的确立与理解适用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 1条在法律上初步确立了一种民事诉讼证据形式——专家意见。证据法意义上的专家辅助人不是专家证人或鉴定辅助人 ,既不属于证人也不属于鉴定人。我国应将专家意见确定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类型 ,在诉讼中正确认定、采信专家意见 ,解决专家意见与鉴定结论的冲突 ,可以保证司法裁判的正确合法。     

从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看类型化发展——以主观诉讼、客观诉讼为分析视角

修改《行政诉讼法》之际,我们应当检视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问题。当前,我国以主观诉讼为中心的功能定位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实践中又呈现出"主观诉讼、客观裁判"的现象。以"民告官"为形式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一元诉讼模式,不仅缺失了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法秩序方面的制度价值,而且落后于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在分析上述缺陷成因的基础上,主张区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不同功能诉求,进而建立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     

从诉讼公正看我国刑事起诉书制度改革

刑事起诉书既是诉讼公正实现的必要前提 ,又是诉讼公正的集中体现 ,更是诉讼公正实现的有力武器。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起诉书存在着形式缺陷、效力空洞、内容疏漏等弊端。改革现有的刑事起诉书应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内容层面和效力层面入手。     

从奶粉事件看集体诉讼制度

可以预测．在本次奶粉事件中，数量较少、易于团结的强势生产商与弱小且分散的弱势消费者一旦进行司法对话，后者将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前者可以更多地利用法律资源维护企业的共同利益。后者却势单力薄，缺少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能力，而且人数多、分散广的特点使他们不易团结．于是在面对漫长的审判过程时往往力不从心……     

论知识产权审判中专家辅助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院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作为保障审判质量的关键环节,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技术性难题判断愈显重要。鉴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采用美国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而且行政机关的技术专业资源在数量和经验上都较为丰富,建议参照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法院调查官和专家委员会制度,探索中国专家辅助制度改革的新路径,以期在推进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中,通过完善专家辅助制度来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专业性问题。     

从权利角度分析中国人诉讼观念的变化

从维护自身权利角度出发,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诉讼观念有所变化。“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被历代统治者巧妙运用,以“息讼”的方式达到其统治目的,“厌讼”成为相当普遍的诉讼心理。现代社会,中国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随之诉讼观念也发生变化。由于法律制度本身和权利主体自身原因,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面对诉讼时选择了规避,转向其他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