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理论评析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祖卢卡奇的成名力作，而其中“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理论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理论关节点，虽然它们在学术界都引发过不少争论。关于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问题，卢卡奇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角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深入分析了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根源、形式、实质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于解决这些二律背反的历史作用，极力弘扬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巨大能动性。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基础以及主体和客体在他身上的非同一的局限性而注定无所成就，只有无产阶级既作为全部意识主体，又作为全部创新主体，这样，主体与客体才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同一的整体，才最终为解决古典哲学中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进而克服无产阶级被其异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     

卢卡奇物化理论视域中的法律思想初探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详细论述了物化理论,以总体性思想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进行批判.法律是意识形态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卢卡奇把法律作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进行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本质,意图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     

为卢卡奇的历史概念“正名”

历史概念是卢卡奇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设定的重要概念和线索,然而一些学者在解读和评论历史概念时,把它当作副产品处理。笔者通过研读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借此通过探讨卢卡奇的历史概念为其正名。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物化意识思想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卢卡奇意识到人类越来越表现为技术、意识形态等普遍的文化力量而导致的文化历史困境。他通过研读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物化理论和物化意识。笔者通过剖析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物化意识思想,揭示其对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简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多元视阈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他仍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的诠释;二是对现代性的维护;三是现代性思想的后现代意蕴;四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现实意义

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带来理性的光明、生产力的爆发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在其论述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体现着现代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旨归，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理论，开辟了现代化的新境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代化路径。     

法律与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略论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的法律思想是他的社会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基于理性 ,对现实社会及其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和否定 ;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同样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他把法律看成人类社会的一种暂时现象 ,这种观点根本上来源于他对工业化所开辟的人类社会历史前景的乐观态度。因此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深刻性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洞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 ,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问题性 ,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反映     

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

现代性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托克维尔那代思想家面对的共同问题。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从现代社会本身寻求对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而是将这一危机的原因、结果以及解救之道放入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欧洲的旧制度传统之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潜在关联的深入剖析,托克维尔向我们表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民政治空间的萎缩和政治日常实践的缺失。     

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基于现代性理论及后现代变体的考察

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是在"现实—人—自由"的关系性概念中检视其法律与社会理论的各种"建构性"预设的可能性。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是联结西方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它为理解马克思法律与社会思想的论述提供了整体性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视野,为修补马克思自身的"断裂"提供了可以理解的路径。     

简析卢卡奇在《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中的法律思想

卢卡奇在《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阐述了丰富的法律思想。资本主义的商品结构引发了物化现象,物化现象渗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表现为高度的形式化、系统化和可计算性。资本主义的法律在产生、运行、理论研究中都体现着物化。     

从异化到物化: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规定,奠定了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本体论地位。正是把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围绕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展开。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其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双重维度和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的"原本"出发,深入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揭示资本逻辑决定的现代性矛盾;同时,马克思批判作为现代性"观念副本"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揭示了被现代资产阶级奉为圭皋的现代"理性"、"自由"等只不过是资本逻辑的观念粉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蕴含了丰富的方法论特征:不论是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总体性批判,还是以改造世界为指向的实践性批判,或是以世界市场为视角的世界历史性批判,抑或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现代性超越,都指引着马克思揭开现代性的迷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具有鲜活的时代生命力,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马克思对现代性法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虽然曾经受过启蒙的现代性法权哲学的影响,但实践中的困扰使得他走向了对现代性法权哲学的批判。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性价值在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下只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特征,而在经济学的生活的生产和资本等概念的剖析下则原形毕露,交换领域的平等一旦进入生产领域马上被不平等取代。而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更是对启蒙的现代性价值具有一种整体性批判的功能,实践论的法哲学本身就是批判的法哲学。     

透过“平民主义”看李大钊同志对现代性中国的构建

平民主义是李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在理论上的一种创建,平民主义的理论提出既体现了李大钊同志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也折射了世界大势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可说是中国民族性与现代性互动的逻辑结果,更是对现代性中国的全方位构建。本文将从以下三种关系: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的关系、平民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论证李大钊同志对现代性中国的构建。     

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西方马克思的代表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理论进行了阐释和发展。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异化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继承和超越,具有全新意义。当前,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研究,使我们深化了对异化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探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诗意栖居的本真性——论海德格尔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返乡之途”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对西方现代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和对"存在"问题的追根溯源.通过对黑格尔、尼采的形而上学观的剖析及超越,海德格尔提出以"诗意的栖居"来克服现代技术的危险并回归人类本真存在的"反现代性"思路.在整个现代性发展和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中,海德格尔的"返乡之途"具有彻底性、悖论性和审美性等特点.     

论基督教审美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现代性问题

基督教审美主义是西方文化审美现代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型态,其基本宗旨是在基督宗教及其神学的语境中张扬美以及审美对于信仰生活的重要意义,以此回应现代性危机带给西方文化以及神学自身的困境.基督教审美主义随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的演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范式,即情感论的、存在论的和形式论的基督教审美主义.其间的转换与发展脉络,为了解与思考西方文化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性,以工具理性和单子式个人主体性为核心.这种普遍的行为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教育,造成教育培养的人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价值的关怀.教育的内容为科学世界所独霸,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实证主义带来的客观的、科学的知识观,使知识丧失了情境性和主观性,使教学成为对知识的占有,而不是思想的生成.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使教育过程呈现出主客对立关系,取代了本该存在的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关系.教育的现代性,异化了完整的人,也异化了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反思和批判教育的现代性,进而超越教育的现代性,使教育"返璞归真".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