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转型期我国政府规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特别是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政府规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计划管制正逐渐被基于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的政府规制所取代。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政府规制改革仍存在许多问题,已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借鉴西方规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政府规制改革进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浅论出租汽车跨区经营的政府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租汽车作为城市交通运输方式,凭借着点对点直达、便捷、舒适的优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青睐。我国正值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出租汽车行业中,跨区经营状况、政府规制手段混乱等问题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出租汽车行业中跨区经营现象入手,通过比较国内外政府对于出租汽车规制的理论与现状,重点分析我国出租汽车地域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浅论我国出租汽车跨区经营政府的规制。     

规制与自治之间: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发的思考

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商会及其规制的学理探究和制度进言。商会的制度角色定位涉及我国政府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政府主导与民间自发生成的商会的协调与整合问题;在规制的目的和正当性、合法性问题上,涉及政府规制的基础理论和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问题;在规制的工具类型上,涉及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如何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基础上,引入激励型规制等新型规制工具,以提高规制绩效。     

20世纪末美国政府规制改革历程及启示

为了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及国际竞争,摆脱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相继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其中,放松规制改革成为美国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规制改革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的很多做法和措施值得我国政府学习和借鉴。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下的规制工具整合研究

我国的环境规制正经历着从污染控制导向到环境质量改善导向的转型。在环境规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日益复杂多样的规制工具。以污染防治领域为例，规制工具箱既包含了侧重环境质量目标设定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对污染总行为进行控制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也包括着眼于个体污染源的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这些规制工具呈现出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并存的特点，并在实体义务的设置上常有冲突之处。旨在整合各项制度的排污许可改革在程序上改变了工具原有的衔接次序，在实体义务上注重各工具要求的载明而非协调。碎片化的规制工具体系难以支撑环境质量目的的实现，应改革环境质量目标的设定，并对既有规制工具进行整合，助力规制目的的实现。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与政府的重新规制

公用事业民营化作为西方公用事业改革的基本潮流,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就中国而言,现行的政府规制体制阻碍着民营化的发展,所以要想使公用事业民营化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改革现行政府规制体制,重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府规制制度。     

我国利用FDI领域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FDI(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现象,我国政府对其采取全面的规制措施。根据规制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政府规制的同时出现规制失灵现象难以避免,我国在利用FDI领域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即源于此。针对这些现象,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法律规制措施,以规范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及政府的规制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利用FDI的立法体系。     

论互联网分享经济的合作规制模式

分享经济语境下的自我规制主要指平台规制，与传统意义上的行业自我规制具有共性 也存在差异。自我规制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激励漏洞等问题，基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可发现其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也存在诸多不足。而对于政府规制，其不仅会出现规制失灵，而且很可能滞后于分享经济的动态发展，无法满足分享经济的规制需求。要实现互联网分享经济的合理规制，必须有效 整合自我规制和政府规制的优劣，引入合作规制模式。合作规制不是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结合，而 是政府与私人主体为实现规制目标，在规制的全过程保持合作。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来看，我国分享经济的规制模式正在从政府规制走向合作规制。     

环境规制俘获的法律防范——基于美国经验的启示

规制俘获理论是研究政府规制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相互行为关系的理论,其主张规制是企业争取来的,相应规则和运行都应当为企业利益服务.规制俘获理论的这一主张,不仅影响了美国环保局的身份定位,而且影响了美国环保局的内部结构,更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环境法律的制定,促使环境规制从“命令控制型”转向“经济激励型”,限制宽泛的环境执法自由裁量权,激励公众参与政策之形成与实施,以及强化信息公开等等.对我国而言,规制俘获也是环境执法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伴生现象.美国对环境规制俘获的法律防范经验,对我国环境规制的完善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制工具,虽然在我国政策和规范的层面已经得到了初步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罕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府规制过程自身需要考虑更多重因素,无法为成本收益分析所涵盖;同时也缘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有效性需要若干的条件。因此就政府规制的分析而言,在多数情况下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与多重标准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对于增强我国规制改革过程中的客观化、透明度和自我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将该方法的"法律化"可以部分容纳来自政府规制领域给行政法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实现行政法的发展。     

消费安全的法律规制——达芬奇事件引发的思考

达芬奇公司的虚假宣传和虚假标识行为已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消费者安全权属于经济法的权利范畴,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制市场失灵、维护消费安全的职责,选择正确的规制工具并及时执行法律。只有将信息规制、私的规制等规制工具加以组合运用,并保证刑罚作为规制的后盾,完善消费安全规制的制度路径,才能有效保障消费安全。     

浅析法治视野下的行政规制缓和

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过程中,行政规制的存在必不可少,它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正,而且也是现代政府实现其诸多治理目标的手段之一。然而我国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从全面管制演变的行政规制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因此对行政规制改革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通过探索一条行政规制缓和之路来分析当前行政规制改革的意义及其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期为将来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改革实践提供参考,进而巩固我国多年来来之不易的对行政领域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能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吗?——基于网约车平台的“大数据+准实验”研究

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如何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论证与解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性风险这一议题,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下的威慑与遵从逻辑,研究采用“大数据+准实验”的设计思路,将网约车监管中的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以公众微博文本中挖掘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利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政府规制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行政检查基于强制与惩罚对平台产生了威慑效果,行政约谈通过劝服与对话促成了平台的遵从行为,二者均能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预当期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2)行政检查、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规制手段强制力的高低对规制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威慑性规制的效果更为稳健。研究将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扩展到平台规制这一新兴技术治理领域,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从公众评价的角度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证明,行政约谈与行政检查的...     

论政府规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日本相关企业立法

本文试从政府规制与企业自由发展这对矛盾的关系入手，通过考察日本企业法律制度中政府引导、扶持和促进企业发展及约束企业行为等方面的特点，论述政府规制在企业立法及发展中的应起的作用，得出完善我国企业立法的启示，为我国下一步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建议。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过程中的政府规制及完善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规制体系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政府落后的规制理念和"政企同盟"的规制体系、规制实践阻碍了公用事业民营化中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要使公用事业民营化发挥作用,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府规制体制,放松规制以及重新规制。     

应在市场规制中加强市场定位

我国转型时期的政府规制 ,既是对以前严格管制的放松过程 ,又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制政策的制定和运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对市场规制的力度、范围和手段进行决策。为保证市场经济发展 ,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这种定位 ,应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

源于私人生活中财产权人授权他人分享自己财产权实践的行政许可,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府规制与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行政许可承载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目标,规制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当行政许可被限定为规制工具时,可以假定其核心是实现对特定行为的控制,具体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准入控制、行为监管以及许可的执行。尽管许可制度具有筛选市场主体并对他们进行识别和规制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     

精巧规制理论及其在数据要素治理中的应用

精巧规制理论主张授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规制，利用丰富的政策工具组合，追求较少干预下的双赢结果，是对回应型规制理论的改良与革新，成为理论界追求更优规制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精巧规制理论在西方政府战略和组织倡议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金融危机后金融科技监管的新范式，同时也在理论适用场景、政策工具组合、协调配合要求与成本收益均衡等方面存在争议。在数据法领域，精巧规制影响了欧盟数据保护机构的组织定位与执法方式选择，体现在自我规制、第三方规制等诸多方面。精巧规制理论在规制策略选择、行政执法协调等环节与我国数据要素治理相契合，《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亦体现出该理论的内在原理。有必要考虑在重塑我国数据要素规制目标并确立底线红线的基础上，推动政府功能朝向规则制定统一与规制协调转型，引导被规制者和第三方更充分地参与数据要素治理全过程，以精巧之治实现数据要素的良法善治。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政府规制的具体措施探讨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目前存在不少问题,应从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法律规制、综合规制四个方面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规制措施。     

自我规制的规制：应对科技风险的法理与法制

科技风险规制所要求的行政扩权对法治构成了挑战,诸多学者倡导以政府主导的事中程序进路来调控行政权,但其面临着与行政法理论不能协调的理论困境以及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甚至导致行政滥权的实践困境。所以应当在程序法治范式的指导下,推行科学系统对风险的自我规制。相比政府主导,自我规制具有妥适性、正当性以及与法治原则相协调的优势,其消极效应则可通过借助程序机制的再规制加以消除。实现对科技风险自我规制的规制,需要从组织安排、认证程序和司法控制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