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对合肥市4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网络构成同质化的特征依然明显.除社会环境因素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也是导致其现有社会支持网络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从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多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加以构建.     

社会排斥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农民工群体开始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农民工的核心群体。但是他们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了其融入城市的进程,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全面的反社会排斥对策,逐步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信息分化与弱势群体问题

信息分化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有效应用而引发的一种人类社会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它强化了各种社会分化,催生着新的社会关系,也不断更新着弱势群体,同时给弱势群体成员带来失业、婚恋、心理等现实问题。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加强信息调控力度,大力关注弱势群体问题。     

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农民工流动一方面是依赖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实现 ,另一方面也对其社会关系网络产生重大的影响 ,如社会关系网络以初级群体为主 ,并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建构次级关系 ;社会关系网络的地域范围大大拓展 ;建立起非亲缘的各类社会关系网络 ,使农民工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有机会移植到城里。     

社会支持网缺失与城市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缺少各种社会支持网络,这是导致其陷入经济贫困、政治贫困、能力贫困和心理贫困状态的重要原因,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要促进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必须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人际和谐关系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构建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进而实现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其实现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工作、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对信息的需求更迫切、更丰富、更积极。然而,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等因素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实现。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需要政府、用工部门、社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政府网络公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效用分析

信息社会的公共危机治理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要求政府第一时间争夺话语权,实现信息沟通的公开透明,还要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协同治理,并且要求能够做到未雨绸缪,重视日常危机预警和处置预案的建设等。而政府网络公关在帮助政府获取全面而准确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安抚沟通社会公众,动员社会力量,修复政府形象,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支持与合作,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信息化社会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新路径。不过,目前我国政府网络公关也面临意识狭隘、能力欠缺、缺少专门的公关部门和统一的制度规划、信息沟通不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等困境。完善政府网络公关应当从政府、公众和网络传播等三个层面统筹考量:从政府层面看,需要强化网络公关的意识,整合网络公关力量,培养专业人才;从公众层面看,需要培养具有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和法制观念的合格"网络公民";从网络传播层面看,要优化政府网络公关的信息系统,丰富网络宣传的手段,强化网络舆情的引导。     

增权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研究

农民工与城市生活存在罅隙的原因在于其在城市生活交往中缺乏话语权,即合法权利的行使缺乏内生动力和外在制度保障。因此,要想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融入度,就要致力于以下几点:首先,强化农民工理性认知,激发主体意识和内生力量;其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社会交往和互动;再次,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政治话语权。     

关系特质与社会支持——以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为例

本文考察了城市贫困家庭社会网络的关系特质与其提供的社会支持内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更倾向于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职业声望较高者更倾向于提供就业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见面频度与所有支持项目都有显著关系,即见面频度越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大;在关系类型方面,亲属,特别是近亲,是城市贫困家庭获取多种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     

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心城市之一的哈尔滨,制造业农民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通过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对哈尔滨市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的特点和制约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生活条件差、就业服务缺失、社会保障程度低、归属感不明确和自卑心理过重。促进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思路和对策在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和发展继续教育。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七省区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通过建构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对文章提出的四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幸福感要弱于第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优势很难带来城市幸福感上的相对优势。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支持因素和婚姻家庭因素对于农民工城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本文区分的微观层次社会交往因素和宏观层次的福利保障因素上,都能看到它们对于农民工的强烈影响。     

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及其对阶级形成的意义——一个类型学的分析

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历史进程中抗争行动的表现形式、内容及其性质,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根据组织化程度和抗争的性质初步构建了一个类型学框架,将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划分为四个类型;同时,结合具体的抗争案例,分析了这些初生的抗争行动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可能意义。     

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

农民工子女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阶梯不仅受到流动儿童教育"两为主"政策和从城市回原籍的中考安排影响,在更宏大层面上它还受到国家与农民工关系、学籍户籍双认证的高考安排制约。为适应二元社会结构的渐进转型,经由围堵策略和contain机制,流动儿童独特的教育获得方式成为当下社会分层机制和农民工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一环。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两种主要渠道。本文在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学校类型对于农民工子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接近主流价值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一定的疏离;(2)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3)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于个人前景的预期低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具有更强的挫败感。可见,单纯的教育吸纳对于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作用极其有限。     

我是谁?:流动少年的多元身份认同

在社会环境急剧变迁的当今中国社会,个体的认同不再是赋予和给定的,而处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中。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城中村"流动少年多元身份认同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发现在城乡身份方面,大多数流动少年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但同时也出现了"城市化了的"流动少年。流动少年的籍贯身份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它受到情境和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而在社会表征性身份方面,流动少年并不认同"农民工子女"称谓,对"流动人口子女"身份也提出了质疑。多元异质的流动少年群体可以统合在"外地人"的社会范畴身份之中。     

“偶然”还是“必然”?——从青年劳工维权者的从业路径看草根维权力量的兴起

对农民工的权利保护,是当下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近来学术讨论的热点所在。已有研究中的大部分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维权组织的产生与运作过程,但对于个体的劳工维权者却少有问津。笔者通过分析个体维权者的生命史,发现他们自认为是"偶然"的从业路径,实质上充满了由体制和制度带来的必然性,同时这些结构性因素也持续塑造着他们的维权行动。     

电子政务、市民特征与用户信息行为——基于天津市市民调查的实证研究

电子政务如何更好地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业已成为当前中国电子政务研究的重点方向。在理论上,本研究首先将中国电子政务的所有服务分为三大类:"电子学习""电子行政"和"电子参与",然后对用户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等个人特征与其信息行为偏好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假设;在实证上,于2006年进行了针对天津市城市居民政府网站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对中国电子政务的用户特征及其信息行为偏好之间一系列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用户对政府网站服务功能的选择性使用所呈现的差异,是由用户身份特征的差异性和政府网站建设的局限性两个方面决定的。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政府网站的使用率、减少网络用户为获得政府信息和服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提高登录政府网站用户的满意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农民工犯罪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镇的犯罪,它具有城乡流动、经济选择和城镇诱因等特征。研究农民工犯罪应当立足中国实际,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加强实证和理论研究。政府要承担起改善农民工城市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责任,全社会要树立起与农民工一起创造新家园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