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权制"到"性别契约"和"性别化的福利模式"——父权制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

父权制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可谓几起几落。从家庭领域的“家父权”向社会生活领域扩展，从“父权制”向“社会性别”的转变，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视角对父权制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新建构。到目前为止，对于很多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父权制理论依旧是分析性别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农民工融入当地社区的壁垒及实践策略研究——基于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群际关系的分析

当前,非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农民工超越户籍等制度壁垒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但已有文献尚未摆脱制度决定论的宏观研究,较少触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中观实践层面。本文通过对杭州市722位农民工社区融入现状的实证调研,从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双向维度考察了两大群体的群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类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的提升和城市认同感的增强,社区排斥现象进一步凸显,整体社区融入状况不容乐观。分析表明,当前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除了求助于政府主导和制度引导外,还有赖于从社区支持的角度去寻求实践策略。     

政策嬗变: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考量

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农民工流动经历了由限制性流动到基本开放性的自由流动过程,其中,国家也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废除了一些歧视性的规定。农民工的市民化实践推动了国家政策变革,政策又促进了其发展。本文通过对农民工流动与政策变化的具体关系考察,揭示了国家政策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养方式的质性研究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1 2户流动人口家庭进行深度访谈 ,通过对成长指导、教养氛围、控制方式、教育期望等方面 ,探讨流动人口家庭教养方式 ,得出相关结论 ,以期进一步探讨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消费文化中的“美丽迷思”——青年女性整形个案研究

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理论视角,研究青年女性的整形实践。基于深入访谈和虚拟民族志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和消费文化是使青年女性形成长相丑或有缺陷的自我认知并决定整形的关键因素。整形给部分青年女性带来生活的积极改变,甚至被青年女性视为对人生的自主选择和把握。然而,无论是从整形的标准还是从整形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整形给青年女性更多带来的是虚假的自我、主体的分裂和群体的分化。整形并不是女性所认为的自我救赎,而是一种被迫选择。     

孤残幼儿家庭助养内涵解析——基于大庆市孤残幼儿家庭助养实践思考

家庭助养作为"类家庭"社会救助的补充和延伸,有利于推进孤残幼儿家庭社会化的进程。文章基于大庆市对孤残幼儿家庭助养实践的思考,肯定取得的成绩,剖析家庭助养实践中存在的认识理解偏差,在此基础上,对家庭助养这一新的"类家庭"模式的内涵进行解析,以期发挥家庭助养的应然实效,促进幼儿早期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断裂还是延续

当今,现代性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后现代性还有争议。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断裂还是延续,存在不同的观点。持"断裂"观点的学者,基本以历史本身存在断裂为依据。持"延续"观点的认为,后现代性中还存在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全球化加速了后现代性。进入21世纪,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学者用流动的现代性替代了后现代性的表述,有的学者提出多元的现代性。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延续的观点。     

隐性性别制度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影响

家庭中女性普遍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广大走入社会的妇女仍然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这是由于隐性性别制度在家庭中的潜在运作形成的，其表现为传统家庭分工及传统生育模式在家庭中的保留，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中对“女强人”的误读与异化，使女性更倾向于在家庭生活中获取自身实现的价值取向。本文在于解读女性作为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这一角色，其缘由与实质。     

现代化视阈下的农民工问题新探

实现人的现代化始终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前提。农民工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已成为我国工人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程度,关系到我国的整体现代化水平。所以,深入探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对于我国所实施的现代化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熟悉中的陌生:一位80后返乡农民工的社区体验

基于实践社会学视角的个案考察,80后农民工返乡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回流,返乡使得他们走进一个被农村与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城市排斥与乡土认同排斥的双重排斥感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与认知世界,在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社区体验过程中,他们以一种策略性适应的实践逻辑去实现社区的融入。透过80后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实践轨迹分析,研究最后认为,返乡农民工是一种单向度的城市化宿命。     

群体污名意识的建构过程——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的质性研究

农民工子女是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新生群体,城市的生活使他们建构起对自我群体的意识和群体认同。本研究将从群体过程或发展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分析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这一群体污名意识形成和建构的过程。     

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生家庭为例

本文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家庭为样本,对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的现状及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家长对家校合作的看法存在误区;其学校与家庭的家校合作形式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家校合作有助于家长和教师的沟通与理解,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研究还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烧水壶:基于农民工实践的政策科学模型研究

模型建构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理论发展工具。针对当前政策科学存在的范式危机,学术界纷纷建构替代主流政策过程理论的科学模型。目前这种建构政策科学模型的工程正在进行中。根据农民工的政策实践活动提出的烧水壶模型,认为在总体上政策过程是由人们的利益、认识、权力、制度及行为等五个因素互动的产物,具有社会、行为、功能等三种基本条件以及企业性、多极性与新生性等三种发展机制,在时空上展现出一种如烧水壶烧水的多环节、多结果的形态。     

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

性别歧视导致的“失踪女孩”现象对中国人口发展产生了影响。从制度、文化、经济和政策4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性别歧视的成因,并结合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助于降低性别歧视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体系。根据人口模拟模型,对建议的公共政策效果进行了模拟,定量分析了不同性别歧视程度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歧视减少了人口总量和劳动适龄人口总数,加快了人口老化程度,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通过性别歧视下人口发展模拟的结果,为降低男孩偏好、消除性别歧视提供经验支持,为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Controlling Federal Agencies: The Contingent Impact of External Controls on Worker Discretion and Productivity

ABSTRACT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investigated why legislatures sometimes choose to delegate policy choice to executive agencies, bu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hoice to delegate or not. Using a multiple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legislative delegation and agency discretion on the work of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legation directly reduces employee discretion only in client service agencies; its direct effects on employee productivity are more evident but varied. Legislative delegation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more executive political appointees, whose presence reduces both employee discretion and productivity. Whether employees with more discretion are more productive than those with less depends on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job: employees who like their work more than their pay use their discretion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while employees who like their pay more than their work use their discretion to reduce productivity.     

流动儿童的城市融人——基于北京、广州、成都三城市的调查

基于北京、广州、成都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既有的移民融入理论在解释中国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上的适用性.通过引入地区、制度(户口)、市民包容度以及流动儿童个体流动情况等总共8个自变量,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做累积logistic回归.研究结果发现.地区、制度和市民的社会包容(反之即社会排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流动儿童在城市呆的时间越长,则越倾向融入城市,而其他个体性变量对儿童的城市融入不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日益迫切,政府应努力在制度、政策上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而当地市民也应对流动人口保持更为包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