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

空间不是历史的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那些于特定历史时代残存下来的器物、废墟及其图像之类的空间性存在物,不仅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还给史学家的历史叙事行为提供了动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历史的场所;要使历史更贴近事件的原始存在状态,史学家便应该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的结构.     

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

要深化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阐释学视角与方法的引入势在必行。规范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历史课程之"章程""规则""标准",实为阐释学基本原理在历史领域的具体实践。历史教科书文本的制作过程,可谓阐释学理论与方法的集中体现,前理解、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都蕴含在其中,公共阐释论和阐释学中的"教化"概念,则为历史教科书社会效用的研究,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户。考察清季以降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历史,若应用阐释学理论及方法,会有诸多予人启示的发现,并能极大扩展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论当代历史叙事范式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历史叙事范式急遽转型,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元历史叙事彻底瓦解,个人化历史叙事成为新的历史文本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历史叙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小说的多元发展,而且暴露出传统历史叙事理论的滞后,当下历史小说批评亟待突破.     

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两种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不同社会形态下不同性质的精神文明产生的基础各异,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社会道德风尚、文化建设亦不同.两种精神文明除本质差异外,也反映着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某些共性.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也需要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当代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中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     

“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

1987年“解严”后,台湾的历史研究逐渐渗入本土主体性问题。李、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地将其导入中学教育,并将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当做培养“台独意识”的工具,以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提出的“同心圆理论”为依据,在1994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史、增大台湾史的教纲修汀,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离开来,并将“台湾史”作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的主体。这种隐匿着“台独”意洪的“青少年历史思想改造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例。     

试析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20世纪早期中国的记述

当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对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很强的用自身文化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的特点,有意或无意地透射出其背后的预设立场,这些立场体现了日本比较主流的中国观和历史观。在具体了解日本历史教科书相关记述后,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日本历史教科书在记述历史的过程中,对于架设起中日理解的桥梁作用呈现弱化的态势。只有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记述问题,才能真正促进中日之间的理解。     

引起关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四次审定

日本政府每4年审定一次由民间各出版社分别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日本有4次审定放行的教科书明显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     

论王小波《白银时代》的历史叙事

《白银时代》作为反乌托邦小说,以未来虚拟世界来结构故事、表达情感,并将历史与现实的因子融入到未来场景,反思与批判意义凸显。王小波借鉴福柯全景敞式监狱的理念来建构未来场景,探讨的是权力话语如何从三个层面上对个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过程。通过对权力话语的批判、反讽与解构,作者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也同时得到了凸显与张扬。     

日本是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的

2013年的1月13号,日本时事通讯社发表了一篇名为“大学生发行教科书”的新闻报道,讲述了大阪市立大学工学部21岁的大学生山下明,在给工业高中的高中生们上课时,感觉高中用的工业教科书内容过于啰嗦繁琐,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易懂好用的教科书。     

历史叙事的兴衰及理论论争

历史叙事写作在西方史学史中曾占据中心地位．但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这一写作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叙事体复兴的趋势,但相关争议远未结束。本文分析了历史叙事边缘化的理论背景：史学科学化对其“求真”“求规律”能力的质疑．并简析了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对历史叙事独特价值的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历史叙事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写作模式,可以与分析体的历史写作并行不悖。     

历史与时间的较量——论毕飞宇小说的时间化叙事形态

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形态上发生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转换。即:早期的不连贯形态,中期的中断和跳跃形态;中后期和近期的线性形态。随着这种转换,其小说中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也显现出来。     

中国文化的瓶颈与出路——以佛教文化破解历史怪圈

一、引言——时代呼唤与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再一次重新反思文化的时候了。清末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当中西(中国与西方)文明遭遇而较量,中国处于劣势而学习西方时,总会经历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第一是对器物(物质、科技)文化之     

后新时期革命历史叙事：进化史观的消解

历史进化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起点。从清末政治小说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占主流的都是进化论叙事。然而,先锋派和新历史小说却不再承认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循环性成为历史的常态,历史最终成为一种＂儿戏＂。     

历史意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参照系

历史意识(包括历史真实观念和史传叙事模式)是理解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发展何以滞后(与诗歌等抒情艺术相比)的重要参照系.历史意识对中国古典小说命运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压抑了早期叙事--神话与史诗,制约了后期小说的虚构意识;但它同时也为古典小说提供了基本叙事素材和叙事模式.     

消解历史的秩序：20世纪末台湾文学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研究

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后进入了一个文化转型期,彼时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已然松动,新的本土主义论述正在集结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以这个时期的台湾后现代思潮及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尤为关注那些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小说文本,这些文本以语言反省与形式解构为起点,反叛写实主义的美学观,质疑本质主义的历史真实观,不仅挑战前行代的美学主张,也解构逐渐凝聚为新威权话语的本土论述。通过对文本的审美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表征的分析,本文试图指出,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台湾后现代历史叙事文本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统一体的松动非常敏感且及时作出反应的话语,是意识形态统一体松动后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的表征,这些文本以瓦解历史的方式传达出特定的历史意识。     

《老师的谎言》:历史教科书的错误应努力纠正

就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来说或许历史并不漫长;但对美洲这块地来说,历史却要复杂得多。书写众国的历史,完全反映了历史编撰以及历史教育者的心态。除了历史写,这种心态还通过各种媒介输入读者和观众的思想之中,好莱坞电《飘》《与狼共舞》等影片中不断流出白人对黑人、土著人的想象,灌着美国式的意识,也掩盖了许多历的真相。可不可以说,历史从来都是完整地出现在普通大众面前的?     

七个历史场景：中国传媒业三十年的发展轨迹

一位社会学家说：“要想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可以从观察这个城市厕所的清洁程度入手;要想判断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可以从观察这个人将废弃物投入果皮箱的准确程度入手。”从这一由点及面的思路出发,我们不妨从六个具体的、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入手来为我国大众传播业在改革开放30年的沧桑巨变的发展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平安小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叙事

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处于齐、楚两大国之间的小国滕国,安全环境十分险恶。滕国国君滕文公多次向孟子这位高人请教,孟子就对他讲了一番国家自保和自强自立之道,尤其强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他认为,只要国君能施仁政,使天下的读书人都站到我国的朝廷,天下的农夫都来耕种我国的田地,商人都要求到我国的市场交易,旅客都乐意走我国的道路,那些对本国国君不…     

论刘醒龙乡土叙事的美学特征——兼论当代乡土小说的历史化倾向

自从20世纪以来,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艺术变革,中国文学的乡土叙事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几成共识,即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叙事方式只能囿于审美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刘醒龙以其独具个性的创作,为中国乡村叙事增添了可凭谈论的新资源。从内容上来说,刘醒龙的创作分为城市题材小说和乡土题材小说,但后者的成就远远超过前者。刘醒龙的创作有着丰富的乡土文学内涵,且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含义,乡村、乡土构成了刘醒龙创作的核心关键词。本文拟从乡土叙事的角度,对刘醒龙的创作道路作一个整体的梳理,并将之置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实际语境中,探讨刘醒龙乡土文学创作的意义。     

重构中国史叙事：普遍政治秩序与区域历史的互动

当前,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叙事面临着话语更新的需求。国外学者从内亚史观、东北亚海域史观、民族交际空间史观出发的东北史叙事,对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传统中国的区域历史发展是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战国、秦汉、魏晋的郡县体制塑造了东北的政治地理格局,为新兴政权提供了制度样板,同时为处于前国家阶段的诸族群提供了建立政权的文化资源与政治思想。隋唐以后,东北区域的体制化出现了类郡县化（明代都司、卫所）、属国化（渤海）、敌国化（高句丽）、王朝化（辽、金、清）等多元路径,但这些路径只是在普遍政治秩序中寻求位置变化,而不改变秩序模式本身。东北与西北、中原等各个地域之间具有联动关系,影响到中国历史运动的整体进程。因而,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阐释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秩序及其作用机制,是重构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叙事的一条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