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

治理工具是治理理论的核心。对于中国的政府改革而言,我们不仅要转变政府的职能,更重要的是转变政府作用的方式,采取更有效的治理工具达成治理目标。本文首先阐释了政府治理工具的涵义,然后提出了评价政府治理工具绩效的五个指标,最后从强制程度、直接程度、自治程度和量化程度四个维度分析了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     

论公司资本制度与政府监管

本文认为，首先，公司作为独立交易主体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政府对公司的监管，而公司法中有关资本的强制性规范是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公司作为独立交易主体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交易责任制度的非均衡，并由此产生公司对资本监管规则的客观需求，是资本监管的基础；再次，资本监管规则以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为其表现形式，与由生存条件决定的立法者的意志具有密切联系。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直接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密切相关,食品安全监管如何落实,恐怕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性命令所能解决的,不分类别而强制划一的措施也并非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良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必须针对现实问题寻求多元路径进行法治化治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公共治理。     

论资本监管与公司治理

公司作为独立交易主体的法律安排所产生的矛盾及其在控制条件下引发的公司与社会间的利益冲突 ,决定了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及内容。因此 ,在公司法意义上 ,公司治理的范畴不局限于公司机构的调整和改革 ,还应包括公司资本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资本监管在公司法框架内 ,为第三人、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介入或影响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 ,从法律技术上解决了多边治理的制度安排问题     

中国化妆品监管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

本文探索了中国化妆品监管治理体系的系统建构,指出应明确监管目标,强化监管协作,提高监管专业化程度,夯实监管机构,以强化化妆品行政监管能力。通过引入专家治理,倡导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管,强化企业责任,建构中国化妆品监管的合作治理网络。应明确'化妆品'的概念,健全与完善化妆品监管立法,建构化妆品监管法律体系。改革化妆品监管方式...     

我国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与监管机制的革新

本文首先对政府监管的内涵和监管目标的定位作了阐释,然后介绍了监管理念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转变;基于监管治理的理念和监管模式首先审视了我国政府监管的现状和问题,然后提出了革新我国政府监管机制的具体设想。     

论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构建

在银行中,利益冲突的范围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一般的工商企业,但是,一直以来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并没有给予银行中特别的利益冲突以特别关注。美国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有必要调整和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功能的社会公益性以及银行中特殊的利益冲突和其它的特点使得在构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不能够简单地适用普通公司的治理模式,而要在股权治理、债权治理和监管治理之中寻求平衡。     

政府监管投资基金市场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

政府之所以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具有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对这一理论原因的全面剖析有助于充分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也有助于分析各经济领域的法律监管现象。经济学和法学是分析政府干预投资基金市场的两个层面,本文通过对两个层面的分析,论证了政府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日益展现出通用潜力,其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超级易扩展性和超级应用场景的技术特性对以算法透明度、算法公平性和算法问责为内核的算法治理体系带来全方位挑战。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流范式中,欧盟形成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范式,我国构建了基于主体的治理范式,美国采用了基于应用的治理范式。三种治理范式均形成于传统人工智能的“1.0时代”,与展现通用潜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难以充分适配,并在不同维度凸显治理局限。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之际,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     

论新时期罪犯监管改造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结构的变迁，罪犯构成的变化，以及传统监管改造工作的缺陷。使新时期监管改造制度的发展与创新成为历史的必然。罪犯监管改造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在权利和秩序两方面追求其价值实现，其具体构建主要包括：罪犯监管改造主体制度的改进、手段体系的完善和罪犯权利救济制度的重塑。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行政规定不属于法律渊源,不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行政规定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规定既不能完全抛开,又不能完全信任。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应当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内,融入部分实质法治的要素,附条件地承认行政规定的效力,并由法院依照这些条件和规则予以审查。     

论区分规制下的行政案例指导制度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时，应区分不同部门法而个别规制。行政案例指导制度的一般性功能定位为克服成文法的不足，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特殊功能定位在于行政裁量的司法制衡。在确定其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从发布主体、选择标准、指导方式和法律效力等方面，具体探究其本体性和外在性实现机制。     

海口市交通状况与交通拥挤的研究

通过分析海口市的路网结构和交通流的特性,提出了交通拥挤评价的标准,根据评价的结论对海口市的路网提出改善措施,并介绍了重点路口的改善对策。     

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研究

代孕行政规制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代孕规制的效果。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完全禁止型、有限开放型和非统一规制型三种代孕行政规制模式。我国现行行政规章对代孕所采取的完全禁止模式,并不违背行政规制的基本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更尊重人性的且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行政规制模式。然而,出于更有效规制代孕之需要,我国现行代孕规制在制度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

《行政复议法》中行政规定的法律属性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其简单之处在于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 ,但这样的立法作业并不能回避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行政规定时常难以将其与法律规范的作用相区别的困惑。本文通过对形式和实质判断标准以及这对标准依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指出形式判断标准无法准确定位在内外区别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行政规定的性质 ,同时通过对行政规定所产生的现实功能进行整理 ,力图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重构公正行政复议程序制度 保障行政复议公正解决行政争议

反司法化定位下的现行行政复议程序过于简化与内部行政化,欠缺程序公正的基本制度要素,不利于公正解决行政争议。要提升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性,必须开展以提升程序公正性为重心的系列公正程序制度改革,将体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引入行政复议中,在行政复议中确立公正程序的各项基本原则,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各项程序权利,在此基础上完成正当行政复议程序制度重构,具体包括回避制度、复议案件公开审理制度、言词辩论制度、复议决定说明理由制度等。     

行政垄断规制：理由与体系——由“浙江省环保市场垄断案”所引发的思考

行政垄断的制度成因是防范和限制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经济人＂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缺位,由此产生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的发生。不成体系性的立法对规制行政垄断是缺乏效率的,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应包含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反垄断法和财税法。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及其法律规制

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发端于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原本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以消灭市场、竞争和自由为目的的审批制度,与新经济体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自本世纪初,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经十多年,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以审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撼动。面对巨大的困难和阻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多方面制度的合力推动,需要有效的法律规制。规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保障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执行,与规范性文件的修订与废止相结合,实现行政管理立法的创新,从法律上切断审批权力与利益的联结,以立法推动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的行业和领域。     

试论唐代行政权之规制

明主治吏不治民,有唐一代,通过四级连署的行判体制、内部控制为主的勾检制、外部纠举的监察制来实现对行政权运作的规制。而这些运作模式,在已出土和复原的吐鲁番、敦煌文书中都得到了相当的反映。     

论行政规划变更的法律规制

当下中国的行政规划似乎是在一个法治的“真空”内运行,规划的变更表现得尤为明显,完全不顾及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也不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人予以补偿。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背离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尊重。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规划变更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行政规划的变更予以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