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有效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就必须在思想防线、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上不断总结创新,努力构建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三不"长效机制。     

腐败预防立法体系的理性建构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腐败预防立法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权力.理性的腐败预防立法体系建构应当考虑腐败的衍生规律与治理效能,厘清腐败预防立法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障碍,明确公共权力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确保公权力行使的廉洁性,有效预防腐败.     

论《民法典》中的“依法”

《民法典》中共出现162处“依法”。在我国这种立法习惯由来已久。但对此语词的解释却一直付之阙如。“依”的作用在于指示其他具体的法规范。“法”的范围并无规范等级的限制,应包括所有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成文性规范。“依法”在法规范中属于要件,但其实并无实际的规范功能。“依法”为语词提供内容要素与合法要素的功能均能通过法规范体系本身实现。此外,“依法”也未能发挥超出语词本身的指示功能。我国民事立法大量使用“依法”的习惯源于《民法通则》。其目的在于完成当时阶段性的法治宣示与教育任务。但当前滥用“依法”已经带来了许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如有可能,应当对其作如下删改：首先应清理那些已产生负面效果的“依法”;其次应通过明确指示相关法条中的积极要件来代替相应的“依法”。     

论现代民警培训教学体系的构建

加强培训教学基地、教官队伍、课程和考核评价体系等建设，构建完善的民警培训教学体系，加大对民警的培训力度，提高培训质量，对推进“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建设，形成“大教育”、“大培训”工作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再谈对“第三者”的法律规范

婚外恋是影响社会家庭稳定的一个敏感因素,对这一社会问题加以相应的法律规范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封建民法的二元法律规范体系

中国封建社会不仅有民法，而且还有着系统，协调的二元民法法律规范体系。在国家制定法层面，法典、今、格、式、例等不同形式的法律都有着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具体的民法务文；而在习惯法颁域，家法族规、行规业律，契约等曼是丰富了中国封建民法的内容。制定法民法与习惯性民法在中国封建民法二元法律规范体系并没有太多的矛盾与冲突，整个封建民法二元法律规范体系的运作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协调。     

“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规范入宪——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与颁行,"社会主义"规范得以在我国入宪。一方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现实国情与苏联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结果,使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五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文本及其入宪过程所体现的制宪者欲将其实施、发挥其宪法效力的初衷来看,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游戏”视角下的民间规范治理研究

民间“游戏”通过规范实现社群治理,这种治理的正当性在于通过一种集体性的意向实现对社群成员的整合。很多社群的民间“游戏”是长期流传下来的,“游戏”的传统意味着社群成员对其形成了高度认同,这使得基于民间“游戏”的治理具有了可行性。“游戏”规范的治理路径在于通过民间“游戏”的社群环境识别“游戏”的意义,将民间“游戏”的规则与社群秩序的需求融合起来,完善相应的制度保护民间“游戏”,将“游戏”关联的规则融入到纠纷处理上。     

法律文本中“对”字句的统一与规范

＂对＂字句是法律文本中使用频率较高、应用比较有特点的的句式之一,它在法律文本中主要有强调突显、指示范围、分类列举等语用功能,但运用中有与＂对于＂句混用现象,并存在滥用、漏用、错用等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问题。     

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

刑诉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这些修改和完善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但并未形成一个足以保证公正审判的证据法规范体系。为了确保修正案的各项规定得到有效实施,为实现公正审判提供充分的证据法保障,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从体系上对法律规定的证据规范进行补充完善,具体包括:在与新法不相冲突的范围内,继续执行"两个证据规定";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通过地方规则和地方试点,进一步推进证据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不愿“公示”的婚姻

当前，“隐婚”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隐婚族”，他们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在公共场合却隐瞒已婚的事实，过着“伪单身”的生活，如电影《隐婚男女》中的张静宜和崔民国，在家是夫妻，外面如陌路。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犯罪构成体系的价值评价：从存在论走向规范论

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以规范论为基础,以评价性概念为基石,价值评价的对象是事实,价值评价的实证标准是罪状,实质标准是开放的,诸如新康德主义的超验理性、罗克辛的刑事政策以及雅各布斯的社会规范等。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以存在论为基础,以描述性概念为基石,评价对象与对象评价不分,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同一。存在论体系及其描述性概念严重限制了价值评价的功能,无法协调好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体系内评价与体系外评价、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的关系。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应该从存在论走向规范论。     

略论“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个代表”思想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主要内容有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观;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观;五大建设互相联系,三项任务不可动摇的建设观、任务观;执政为民的目的观。这就构成“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存在到规范 ——犯罪论体系的流变与对立

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新古典体系,再到目的行为论体系,最后到功能主义犯罪论体系,无不体现哲学基础的嬗变与规范评价对犯罪论体系的渗入.从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思想,再到目的行为理论,最后到功能论,古典的犯罪构成体系最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与外界连通的"管道",价值评价的渗透使得李斯特鸿沟被彻底跨越.存在论与规范论的对立不仅体现在方法论,在整个犯罪论体系的三个阶层中、共犯理论中均有涉及.规范论的兴起标志着刑法的新走向,对此应当批判性地接受.     

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

在我国,根据授权根据、制定程序、公布与否、外在形式等形式意义上的判断标准,技术标准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外观;但根据"是否对人有约束力"这一实质意义的判断基准,技术标准作为事实认定构成要件判断的根据,以及行政活动中的重要依据,时行政机关产生了自我拘束作用,对私人产生了外部法律效果。因此标准的功能与社会规则体系中法律规则的功能几无二致。     

安庆：构建“五位一体”绩效考评制度体系

近年来，安徽省安庆市针对检查考评工作中存在的封闭运行、时效不强、问责不力等突出问题，建立以推进惩防体系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为龙头，主要领导述效能、百名科长群众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1584政风行风热线考评为配套的“五位一体”考评制度体系。     

论“后体系时代”律师的立法参与问题

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中职业代理特征鲜明的一类人员．在我国确立律师制度以来，律师参与立法作为其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有着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努力。为此。立足“后体系时代”立法实践的重要转变，结合律师立法参与的需求与供给分析。可以明确作为表达者、设计者、评价者、批评反馈者，律师的立法参与对于促进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立法的合宪性，都有着自身优势。因此，为进一步发挥律师的职业特点和法律思维．提升立法质量和成效，清晰界定立法参与中律师的角色、功能。疏浚律师立法参与的顺畅渠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在完善《立法法》、《律师法》中可以考量的必要选项和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