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经验不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提出一系列超常规发展的高指标，致使经济建设浮夸风盛行，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未经试点，全国农村普遍将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加以合并，大办“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主观愿望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实现跃进式发展，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问题的最初调查

<正>毛泽东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不少乱子的领导人。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他通过召开干部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如果不加以注意,就会影响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召开郑州会议,开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1959:毛泽东的六篇《党内通信》

<正>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在1958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并曾努力领导全党进行过纠正。然而,把这时对错误的纠正说成纠“左”,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所谓“左”,就是指思想和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陷入空想盲动。     

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

作为当时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大跃进"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他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富裕起来;办人民公社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不能搞得太死板;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等等。随着实践的深入,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步发现并主张纠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虽然这些纠"左"的努力仍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初步和有限度的,有的也未完全落实,但在当时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趋于冷静。     

史无前例的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时,距1956年秋举行的中共八大已近13个春秋了,其个中原委应是众所周知。 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不断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使“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愈益严重的“左”倾偏差,终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我国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未造成巨大灾难的原因

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但城市人民公社并没有像农村人民公社一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对这两种人民公社的截然相反的态度。“穷过渡”思想的影响,对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立情绪的顾虑和对城市与工业经济的不熟悉, 加上当时破除苏联模式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使毛泽东对城市人民公社一直持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当公社出现问题时又迅速给予纠正,并很快结束了其命运。城市人民公社建立时没有打破原有的行政、生产组织,其建立和解体没有造成大的混乱。公社举办的社办企业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左”倾灾难泛滥的时代,城市人民公社竟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大的灾难。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有重大的意义。     

试论中共党史上五次“左”倾错误的几个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的奋斗中，犯过五次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他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包括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左”倾错误是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五次”左”倾错误是有其共性的，对其加以分析研究，会对今天防“左”有着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探讨。克一，这五次“左”倾错误，都是领导者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了解不透，对形势估计失误，对革命和任设的规律缺乏认识，因而思想超过了现实，行动上表现为急于未成，犯7急性病错误．1927…     

刘少奇与四清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一、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初认识和“反修防修”的误导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     

一九六○年代初武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城市人民公社化两部分构成。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相较有其复杂性,而城市又有"大、中、小"之分和类型的殊异,这使得各城市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路径和内容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以历史档案为依据,对1960年代武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高潮及其衰落和武汉城市人民公社的规模、结构、弊端等进行初步考察,意在呈现一份"大城市"人民公社化样本,冀以推动城市人民公社化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毛泽东与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共产风"和瞒产私分问题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站在纠"左"的前列,提出在人民公社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从而放慢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步伐,调动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错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这次会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纠"左"方面还需要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     

彭德怀与庐山会议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尤其是给毛泽东的信，中心问题是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下最大决心纠正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当时出乎大家的意料，彭德怀“闯了大祸”，被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家、野心家”、‘信倾机会主义”头子等政治帽子。会议以批判彭德怀为起点，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结果使原来“左”的错误更为恶性发展，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国民经济遭受重…     

十年动乱的突击队——红卫兵运动始末

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而发动起来的，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而推上极端的青少年造反运动。红卫兵运动裹挟了全国城乡各种各类学校的青年学生，形成了迅猛异常的造反狂飙，成为十年动乱的突击队。红卫兵的产生，是“左”倾理论和实践的产物。从５０年代后期恶性发展起来的，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倾理论、“左”倾思潮和“左”倾实践，在反修防修运动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完全左右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升级带来的思想惶惑“四清”运动造成的社会紧张，中苏关系恶化引起的义愤，意识…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邵式平亲自挂点蒋巷小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而在农村,一场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为显著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亦风起云涌。对此,农民意见很大。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调查,也觉察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人民公社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这些措施有利于纠正人民公社…     

“大跃进”时期“左”倾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曲折进程中,"左"倾指导思想一度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大跃进"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一个历史时段。"大跃进"时期,"以所有制变革为先"逐渐成为共识;其后,"不断革命论"在反"反冒进"中提出并得到贯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酝酿和明确提出,则标志着"左"倾思想的登峰造极。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趁穷过渡",乃是"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1958年夏,在我国广大农村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把它当作“初升的太阳”、“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历史却证明,人民公社是背离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这种一哄而起、一蹴而就、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实事求是精神的。     

1958—1961：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是当时所谓的“新生事物”。1958年8月,伴随着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的遍地开花,公共食堂在农村也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起来。公共食堂的命运是与如火如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息息相关的。伴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食堂也最终宣告结束。从1958年8月到1960年6月,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哄而起、难以为继、强行恢复到彻底终结的曲折过程。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蒋永青１９５８年，我国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接着，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