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立法背景及其法律价值

英国是现代警察制度的发源地。历史上,英国的现代警察制度对很多国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警察工作开始出现危机,各地接连发生反对警察的骚乱事件。导致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警察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冤假错案,根本原因则是普通法中关于警察权力配置的模糊和不确定状态。为此,英国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警察权力问题进行改革,并于1984年颁布《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该法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规定警察权力的成文法,它不仅为英国警察权力奠定了法制基础,而且提供了一种追求利益平衡的新型法律模式。     

英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在英国证据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论述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证据制度的新发展,包括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强化、刑事公诉中的检验标准、刑事审判中的证据开示以及非法证据的排除等。     

英国逮捕制度的新发展

逮捕制度,作为刑事侦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既构成了美国刑事侦查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鲜明地体现着英国刑事侦查制度的改革方向和变革幅度.以英国逮捕制度为焦点,围绕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关于警察逮捕权规定,近年来英国逮捕制度的新发展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警察无证逮捕权的一般化;为了询问而(无证)逮捕的合法化;警察无证逮捕权司法控制机制的弱化.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二十年来英国刑事程序改革回顾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国的刑事程序经历了一场不小的变革，其间颁行了奠定今日英国刑事程序基础的多部重要立法文件、、菲利普报告为对警察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的《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奠定了基础：伦斯曼报告建议对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进行改良：伦斯曼报告之后，英国进行了以提高效率为导向的刑事程序改革以及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改革；奥尔德报告催生了2001年英国的反恐法案。英国刑事程序改革的新目标是，建立现代化的刑事程序以实现所有人的正义。英国刑事程序改革的方式从危机应对型转化为危机预防型，我国改革模式也要逐渐从危机应对型转变到危机预防型，但在学习借鉴时应当考虑分析我国自身的情况。     

论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与任务

证据法是独立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范畴,界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需要协调证据法与实体法、诉讼法的关系,要在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寻求平衡。将证据实体规则作为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有关规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基本任务是在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的基础之上保障诉讼效率并协调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冲突。     

“划分”与“碰撞”——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至少应当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包括与宪法的关系、与刑法的关系、与行政处罚法的关系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警察处罚权与其他行政处罚权的关系;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警察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     

试论被告人有权沉默

以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为基调,考察沉默权的历史发展及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实践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并尝试提出操作方案.强调沉默权是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平衡的产物,并基于此将沉默权定义为刑事司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审前程序中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司法实践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还存在制度与理论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应从法定权利、审查程序、救济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进行司法改造,以更好地满足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制度价值。     

论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法律地位

在押人员的法律地位,是指在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决犯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只讲权利,不讲义务,或只讲义务,不讲权利,既不符合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不利于对在     

以律师法为视角重新审视公诉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的权利保障上体现了与国际法律的逐渐接轨,虽然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但对于人权保障的关注和追求控辩平衡将是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侦查羁押制度的实证考察与研究

目前我国侦查羁押期限普遍较长,侦查羁押期限与案件的难易程度不成比例,司法控制机制尚不够健全,侦查羁押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刑事追诉的手段.究其原因,从实证角度分析主要是侦查对口供的过分依赖,缺乏外部控制和救济机制.因此,应当以比例性原则和司法救济原则为基础,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司法控制,建立羁押司法审查和刑事羁押独立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权、申诉权,以完善侦查羁押制度.     

我国实施刑事悬赏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刑事悬赏是侦查实践中发现犯罪线索,追缴涉案财物、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措施,但是有关的法律规定却过于简单。目前亟待明确我国刑事悬赏法定性、措施性、承诺性、告知性等法律性质,严格区别刑事悬赏与通缉的使用,制定有关刑事悬赏的发布权利以及有关赏金来源、数额确定、分配、支付方式的具体办法,规定悬赏主体的法律责任。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检视--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羁押本质上是一种强制行为。羁押是为了确保刑事追诉程序而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是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但它是以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为前提的,不当羁押是对国家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害,导致羁押与基本人权的关系紧张。当前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受到侦控活动的强烈影响,审前羁押率过高,侦查阶段缺乏以辩护权为中心的程序保障权利,羁押替代性措施的适用不理想。新《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写入指导思想,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强化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并对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进行了调整和规范,立足于人权保障完善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权利视野中的和谐警务及其构建

和谐警务是公安机关追求的永恒主题和终极目标.从权利的角度而言,尊重权利是警务工作的本质要求.是警察法治的价值追求,是和谐理念的基本内涵.尊重权利是和谐警务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构建和谐警务必须坚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警察权利与公民权利、警察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和谐.     

对侦查羁押制度的反思

中国曾经以前苏联为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刑事司法制度。然而,1992年,俄罗斯联邦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在审判前阶段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了“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面对俄罗斯的刑事司法改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侦查羁押制度的种种弊端。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之所以屡见不鲜,且侦查羁押的适用呈现出工具化、普遍化的现象,究其根本,在于对侦查羁押的认识存在种种误区。为此,有必要对侦查羁押的属性及其正当性、侦查羁押应当体现的诉讼理念、限制侦查羁押的法律原则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为构建合理的侦查羁押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临沂的试点为考察视角

超期羁押、久押不决和高羁押率是刑事羁押的顽疾,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加强对刑事羁押的检察监督和司法救济。长期以来,对于羁押必要性的检察监督一直存在很大空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制度,强化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责任,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高羁押率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该规定相对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科学构建,应当在审查主体、审查时间、审查内容等方面予以细化和明确,并健全相关配套机制。     

中外审前羁押制度比较研究

审前羁押是指在有罪判决生效前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律状态。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羁押率过高,超期现象严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等弊端。国外审前羁押制度在程序、适用的法律理由、场所、期限等方面与我国存在差异。在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审前羁押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期限、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建立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羁押场所宜中立化,完善审前羁押的救济制度等。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与完善——在保障诉讼与维护人权之间的现实平衡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都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现代国际法制原则要求,刑事强制措施必须体现人权保障的法律价值。但是由于传统中的重视社会保护、司法权力配置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我国现行的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缺陷,显现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对人权保障的不足。具体讲,主要集中在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和强制措施体系内部的相关制度上。本文努力在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前提下,借鉴国际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的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出一点拙见,以期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与完善尽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