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及权利入手 ,通过对控辩平衡原则之确立及其对刑事诉讼实体正义及程序正义之影响的分析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状 ,借鉴“平等武装”理论 ,评述“均衡对抗”观念 ,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和论证     

我国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实质辩析

对于我国“以法官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改革,不应仅仅将其狭隘地视为法庭审判程序的改革,也不能夸大由此而形成的“控辩对抗”。公正的审判不仅要成为庭审阶段的中心,更应成为刑事诉讼法和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转变应突破庭审阶段的限制,拓展到包括侦、诉、审的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相反,若以控辩双方的“对抗”而臆想出“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进而主张公诉机关应成为审前主导、侦诉一体化等,则是将控辩对抗夸大为整个刑诉程序中的“实体性对抗,”将是整个刑诉理论错位的源头和“有罪推定”的新表现。     

从律师法修改看控辩关系的趋向

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作了重要发展,必然冲击现有的控辩关系格局。预测刑事诉讼控辩关系的发展和走向,调整既有的公诉、辩护思维定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价值的必然要求。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关系将明显体现出对合、对等、对立的趋势和特点。     

法官的权力限度

司法改革应围绕法官的权力限度而展开。诉讼的公正和法律家的特性要求法官在诉讼中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法官应把主导诉讼进程的权力交给控辩双方行使。全面参与模式并不是刑事诉讼的理想模式 ,我国的司法改革应确立法官消极中立 ,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理想格局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

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 ,其核心在于控辩双方庭前交换其证据 ,实现信息互通 ,明确双方争执焦点 ,平衡双方利益 ,使双方平等武装 ,提高诉讼效益 ,使公平正义的理念得以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可借鉴英美法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制度应包括原则、主体、范围、时间、地点、提起方式、具体程序、法律责任等内容 ,以使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     

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看我国刑事诉讼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在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下,为使控辩双方庭前作好充分的控辩准备,保证庭审的公平运行而设计的一项证据交换制度.本文在考察了部分国家有关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规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义务之关系辨正——兼论我国刑事控辩关系的重塑

’96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上以贯彻控辩平等、实现控辩对抗为改革导向。控辩平等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内容:前者旨在将检察官塑造成诉讼一方当事人,革除其过多的诉讼特权;后者则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义务,充分关照被追诉方诉讼资源上的劣势。由此,出现了调和检察官当事人化和客观义务的制度需求,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在即,如何重塑我国检察官的角色遂成为理论焦点。     

控辩平衡的实体法维度

目前关于控辩平衡的研究只局限于程序法层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完整意义的控辩平衡应当包含程序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和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双重含义.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关系体现在犯罪构成模式上.与两大法系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的契合性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我国转型后的刑事诉讼模式对控辩平衡的强调必然要求犯罪构成模式的转型.     

刑事诉讼家庭模式的再评价--从对抗到合作

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利益分化,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过分强调对抗,这种所谓"争斗模式"自身存在无法解决的种种矛盾,而以家庭模式为代表的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提倡控辩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案件的解决.合作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是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样态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对格里费斯的家庭模式重新加以探讨,以应对刑事程序的改革.     

价值与实现：刑事证据规则本质探析

刑事诉讼结构虽然在根本上保障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但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效防止了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 ,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价值 ,核心在于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 ,是实体性规则也是可出示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因较强的职权干预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规则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 ,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以及确立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 ,刑事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 ,应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超前制定完善的证据法典从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角度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者

侦查阶段同刑事审判阶段一样,也存在对立的双方:控方和辩方。在侦查构造的控辩双方中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作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会产生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导致“先定后审”;由检察机关来担负侦查构造中中立者的角色,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权力重叠、角色冲突,作为侦查构造的裁判者角色也有一定的障碍。因而必须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确立检察机关只行使监督权,其侦查权划归其他部门隶属。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对侦查活动的在场权、建议权、评判权、处罚权、司法审查权和消极侦查权等来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从而成为侦查构造中的中立者、裁判者。     

侦查构造的基本内涵及对我国侦查构造的析评

侦查构造是指侦查阶段各程序主体间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以及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侦查程序与其它程序的关系。侦查构造中存在以控诉和辩护为核心的两类要素。我国的侦查构造在内部构造上表现为侦控双方对立但不对抗;控辩地位不平等;权力集中于侦查机关。外部构造上表现为以侦查为中心和侦诉上的顺承关系。对我国侦查构造的基本评价是:在侦查目的上,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为主要目的;在类型上属纠问式的侦查构造;侦查阶段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很不充分。     

论侦查资源的配置与侦查效益

科学的侦查资源配置对于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模式下,侦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侦查效益的低下。较高的侦查效益必须建立于合理的侦查源配置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侦查体制中警力资源配置的不足在于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警力资源投入上的缺乏理性。在刑事诉讼法治的语境下,侦查权力资源的配置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从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系来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领导权力。从控辩关系来分析,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辩护性调查权力。在现代社会里,要拓展侦查资源,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从而提高侦查效益。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刑事专家辅助人的几点思考

刑诉法第192条第2款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可以出庭就鉴定意见发表意见,专家辅助人制度对于保障控辩双方在专门问题上的平等对抗,维护司法公正意义重大。立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对专家辅助人的立场、专家辅助人的查阅权、专家辅助人的费用等3个问题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能保证有效发挥专家辅助人的功能。     

论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部分证明责任,但它不是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证明其可能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认为证明责任应当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一观点是片面的,也与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不相符合.     

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虚假陈述是证券欺诈行为之一种,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性质应界定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在虚假陈述民事侵权责任的诉讼过程中,虚假陈述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是构成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原告需就虚假行为本身和对损害事实进行举证。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文化多元化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

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鲜明特征。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不断竞争，促使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作为一个运行完善的子系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重要作用，努力建设一个健康的、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