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需要与定罪量刑

定罪量刑是刑法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刑法的每一条文无不和定罪量刑有关。定罪量刑究竟应当依据什么,形势需要应否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里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本期我们发表了刘家琛等三同志合写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欢迎从事法学研究和政法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定罪量刑与形势需要

对犯罪行为人按刑事法律的规定给予强制性刑罚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公权力对社会个体的一种外在、实际的非难。在这一环节中，定罪量刑对个体的意义就格外重大。自由、权力甚至于生杀予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系于司法机关的这一活动。定罪量刑的根据来源于犯罪...     

定罪量刑要服从形势需要

<正>定罪量刑以什么为依据?我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律观,我国刑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     

民愤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正> 伍柳村、左振声在《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民愤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有: 1.“民愤论”没有理论上的依据。首先,按照刑事责任的原则,犯罪者只应就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刑罚严厉程度的差别,也只能从犯罪者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去寻找依据。犯罪者不应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加重犯罪者的刑罚的重要依据,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因此,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从根本上讲,应该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作为刑罚权主体的国家,对犯罪者是否适用刑罚,以及     

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

【裁判要旨】前科在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本次犯罪的量刑情节,否则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时,因行为人的后一行为不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此类案件的被告人不属累犯。口案号一审:(2014)龙刑初字第21号二审:(2014)赣中刑二终字第83号【案情】公诉机关: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蔡常峰。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交通事故中的推定责任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司法实践中，认定交通肇事犯罪的重要定罪依据是公安部门作出的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一般在责任认定中负有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一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并据以定罪量刑，但有些责任认定是根据某种特殊情况作出的推定责任认定。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为实现司法公正这一最终目标，检法两院都在尝试着进行各项改革。检察机关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已在全国实施，随着改革的深入，有些基层检察院在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同时，大胆地探索…     

“抗拒从严”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正> 准确地量刑,是有效地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什么量刑呢?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之一,新刑法颁布后,有的同志仍把它作为一贯政策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沿用。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把“坦白从宽”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是正确的,符合我国刑法的原则;把“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则是不正确的。所谓“抗拒”,就是指犯罪分子拒不认罪,坚持犯罪立场,或作虚伪陈述,狡辩抵赖。对他们必须以犯罪的事实情节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处以应得的刑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是否可以以拒不认罪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交通事故中的推定责任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杜江涌在来稿中指出：诉讼时效开始后，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间行使权利，就要承受时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在时效进行期间，非由于权利人原因障碍其行使权利的情况下，继续计算时效时权利人就是不公平的。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就是针时时效进行障碍，而使时效进行对权利人公平发生法律后果的制度。     

民愤能否作为量刑的依据

多少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尤其是司法界有一种把民愤的有无和大小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的主张（以下简称“民愤论”），这在刑法理论上和刑事立法上有没有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利弊如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提出我们粗浅的看法。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能否作为定罪依据

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的重要定罪论据是公安部门作出的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绝大多数交通肇事案件在责任认定中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一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是定罪批捕的一个重要依据,并据此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公安机关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     

定罪量刑因果关系质疑

定罪量刑因果关系①的提出是对刑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两大因果关系理论即必然因果说和偶然因果说的一个挑战。提出该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传统刑法学因果观之弊端,顺应司法实践之需要”。由于必然因果说与偶然因果说确实存在不足之处,所以定罪量刑因果关系的提出就推不令人振奋和关注了。然而一年来的理论思考和司法实践     

量刑情节能否作为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依据

案情简介胡某、张某因多次向刘某索赌债不成,准备拘禁刘某以索还债务,由于缺乏汽车与司机,于是胁迫赌友陈某当驾驶员一起参与。1996年2月,胡某等人将被害人刘桌非法挟持在车上,因刘某挣扎呼救,胡某用手紧捂其口鼻不让其叫喊,张某用手按住其腿,不让其挣扎,致     

量刑轻重不宜作为审判级别管辖的唯一依据

<正>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第16条对人民法院关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级别管辖作了明确而又原则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无权进行审判,至少要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重审理。毫无疑问,这完全是单纯从量刑的角度来规定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级别管辖的。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便不难看到,把量刑轻重作为确定普通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唯一依据是不科     

行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什么是行贿罪?现行刑法只简单规定了犯罪的名称,没有具体叙述犯罪构成的特征。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总结了实践经验,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同时,又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的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就这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行贿罪的构成,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同现行刑法的185条第3款规定相比,《补充规定》对行贿罪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犯罪     

法人经济犯罪定罪量刑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经济交往日趋频繁,经济犯罪活动日益猖撅,为适应打击经济犯罪的客观需要,刑法学理论已侧重于经济犯罪的研究.由于我国已在立法上对法人这一经济犯罪主体的认可,法人经济犯罪问题便成了经济犯罪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明确什么是法人经济犯罪,如何认定法人经济犯罪以及怎样惩处法人经济犯罪,这对于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经济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

<正> 经济犯罪作为一类罪的概称,指的是违反各种经济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侵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行为。经济犯罪并非仅指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和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的犯罪,而且还包括第二章和第六章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及第八章规定的贿赂罪等六种犯罪。上述各种经济犯罪虽然各自有着自己质的规定性和特点,     

定罪量刑中的三段论应用

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就是定罪和量刑 ,而三段论在定罪量刑的思维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逻辑学角度讲 ,定罪量刑就是根据法律规定的一般原理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 ,对被告人作出犯某罪和应处何种刑罚的思维过程 ,而这一思维过程是凭借三段论推理形式来完成的 ,由此就形成了定罪三段论和量刑三段论。离开了三段论 ,就无法进行定罪量刑 ,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审判结论     

浅谈文物走私的定罪量刑

所谓文物走私，是指违犯海关法规和文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携带或邮寄文物进出国边境，逃避海关监督、检查，破坏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所以，历来为国家法律所不容。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a文物法则都规定：走私一般文物的以走私罪论处，走社珍贵文物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7年11月2…     

非法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所谓非法是指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笔者曾多次参加法院的刑事案件的庭审活动,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调查时,犯罪嫌疑人提出:“报告审判长,从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的笔录是不真实的,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