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向谁放权?如何放权?

向谁放权——向市场放权、社会放权、地方放权民众对政府机构改革翘首以盼,概因当前部分政府职能分配不合理,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定位不清,影响甚至阻碍了社会发展。13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提出了向谁放权的问题,即向市场放权、社会放权、地方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地方的关系。     

论建国以来政府权力的变革

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不公平”现象与解决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现了中央向地方的部分"放权让利",但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均衡化的"不公平"现象,产生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不力等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发展,应当逐渐实现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公平对待,建立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并通过立法和监督机制的建立来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基于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改革基本思路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然给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变革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切入,可以明确服务型政府的五个特征:民主、放权、合作、利民、回应性、富于弹性.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改革需要从精简层级、重视咨询机构、现场办公、推行电子政务等方面入手,创造开放的组织环境,实现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NGO与政府的合作：以上海J街道老年协会为例

1980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根本改变了中央政府集权控制、包揽所有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局面。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各级政府向企业放权，政府逐步减少对一般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是改革以来的三个重要趋势。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从一些管理领域的撤退，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的目的和问卷的设计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改革,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和投融资方面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高涨,但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随之而来。纵观这20年来的情形,中国地方保护     

地方政府形象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一种可贵的资源，它对于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营造和谐的施政环境，实现行政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地方行政的公众性，建立与公众的良好沟通是塑造地方政府形象的关键所在。构建沟通机制，疏通沟通渠道，需要放权给社会，培养沟通意识；依托法律，构建沟通机制；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沟通形式；发挥媒体伸用，塑造沟通形象；抓住亮点，寻找沟通载体。     

煤矿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政府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煤矿产权经历了国家垄断、中央向地方放权和政府向部门分权、向企业赋权、向社会让权的改革历程。在这一改革历程中,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管理权和收益权,地方政府又逐步把权力分散到相关部门、企业和个体,显示中央向地方放权和政府向企业赋权的治理特征。改革进程也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府际间利益分割、部门间利益分化、村干部腐败、官煤勾结等问题,反映了煤矿产权改革中政府治理转变的曲折与艰难。文章采用制度分析方法,通过对煤矿资源开采和利用中经济运行背后的产权结构进行政治分析,考察不同利益主体在煤矿产权改革中的博弈行为选择,揭示煤矿产权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联。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走出简政放权“抓大放小”的怪圈

正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国务院部门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地方政府截留,出现"肠梗阻"现象;个别地方为了"卸包袱",仅将"含金量低"的权力下放。这既是新情况,也是个老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恋权情节"。对放权不习惯,把简政放权变为数字游戏,边减边增、明减暗增;放权是"抓大放小、放虚不放实",把高含金量权力攒在手里,而把一些虚权、小权下放。     

用好下放的权力

<正>简政放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先手棋",是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创业、市场活力的"乘法"的有效举措,也是党中央反腐败的釜底抽薪之举。两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地方政府放权的事项更多。对于这些集中批量下放的行政权力,地方或基层政府能不能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

放权，是这次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作为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通过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通过放权，减少审批，可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放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使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事实证明，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堪称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

放权，是这次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作为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通过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通过放权，减少审批，可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放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使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事实证明，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堪称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化、问题与对策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与再调整三个阶段的演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创新刍议

我国传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挑战和压力 ,收权和放权循环往复的运作模式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改革实际上就是创新 ,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以分权和放权为导向的改革,促进了地方和部门主体利益的觉醒,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乡差距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运用绩效管理工具来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于纠正发展中的偏差有着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政府已经从单一的投资主体角色,改变为比较超脱的宏观调控者;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演变为我国最大的投资主体.这种格局的形成,与长期沿用的行政性分权改革思路密不可分.行政性分权所涉及的只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没有根本解决企业的投资及其经营对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与此相关,放权让利的改革强化     

用政府的“痛”换企业的“顺”

<正>每年全国"两会",总理会见中外记者都是重头戏,金句频出。今年,李克强总理说到政府放权为企业松绑时,又出金句:"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这话生动,点到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穴上。改革开放30多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放权始终是要点,目的是给企业松绑,激发财富创造者的活力。政府放权,很多时候得舍弃一些部门利益,有壮士断腕之痛。没有这个"痛",就换不来企业轻     

“发展”与“服务”之间：比较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地方政府转型的苏州样本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手，地方政府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呈现出典型的“发展型政府”的特征。目前，地方政府的职能角色正面临着逐步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再定位。如何通过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实现地方政府的体制重构与流程再造，成为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命题。苏州地方政府的探索与实践，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典型的样本与示范。     

县乡关系调整：从权力收放到职责分工

虽然县乡政府之间具有法定的“分权”特征,但受组织人事制度与财税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乡镇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受到制约,压力体制下的县乡相互依赖成为县乡关系难以改善的症结所在。浙江省和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对县乡关系进行了调整,分别走上了“县市放权、乡镇扩权”和“放权一收权一分权”的改革道路。与放权、扩权和收权相比,县乡分权是县乡关系调整的根本和长远之计。为实现县乡分权,必须从顶层进行系统设计、增强乡镇财政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提高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和服务基层的能力,同时增强农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和权威。而县乡分权的具体内容,不仅仅包括划分县乡政府各自的专有职权,还必须明确两者在履行共有职权中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