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经学研究综述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一个有影响的环节。历来,学者对此研究不多,但也时常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的视野里。从晚清学人的点评到时下学人的初步研究,主要围绕其经学特色、治经方法、学术影响而评价,亦有其著作考辨和资料整理。大体而言,晚清学人认定王闿运经学的传统性而有新意;民国时期学人大多评价为无发明而有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当今学人则有“传统”与“创新”的论说。可见,王闿运经学研究还是处在一个言人人殊的状况,其经学全貌与内涵不得而知。因此,王闿运经学研究任重道远。     

王闿运春秋学思想发微

王闿运治经重《春秋》而宗《公羊》,主张“通经致用”,认为圣人经典既可以淑世,亦可以治身。他指出《春秋》重在“义理”,“拨乱反正”是《春秋》的要义所在,“拨乱反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他进一步认为“拨乱反正”之道在于“自治”与“礼”,惟其如此,世道人心才会纯正,社会才会稳定,世界才会和谐,天下才会太平。显然,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的最终归宿,乃是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和终极关怀。     

日记视域下王闿运的宋学观与宋史评论

王闿运的经学思想延续了今文学派的治经思路,体现了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经学宗旨,对经学的烦琐和空腐皆有所针砭。不攻宋学与其经学立场密切关联,缘此立场他对宋学学说和代表人物的批评不留情面。宋代理学是宋代历史文化的主流学术思想,体现官方意识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王闿运讥贬宋学的观念势必影响其对宋代历史、制度、学术、人物的评论。王氏对《宋史》的评论表面上一直坚守其经学立场,事实上在具体史事、制度、人物的评论上则常常不自觉地游离于主题之外。《湘绮楼日记》为我们研究王氏的宋学观和宋史评论,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王闿运兼综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

作为晚清颇具盛名的经学家,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广涉经史子集,其经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今、古文门户的争辩,而是独树一帜,具有今古文兼具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郭嵩焘与严复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本文从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以及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与模式等方面比较了郭嵩焘与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二者的文化观既有相似之处,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相比较而言,郭嵩焘侧重于以传统文化为基点,来融会、贯通西方文化;而严复则侧重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来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构新的文化系统。     

郭嵩焘的民本与民主致富致强之道

郭嵩焘的致富致强之道不仅表现为对传统重民、养民思想的继承,而且表现为以民本来体认、诠释西方的民主,强调利民、富民。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当口,一批士大夫政治理念的深刻变化,为以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承旧与开新:王闿运在近代湖湘学派中的地位

王闿运 (1832－ 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县人,近代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是饱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奴役的时代;同时又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求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时代。面对千孔百疮、积贫积弱的中国,王运一方面继承湖湘学派先贤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张治经致用,治学应当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不屈不挠的经世信念、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还具有追求民主的超前意识,崇高平等的独立人格。 　　一、不屈不挠的经世信念 　　…     

和谐与冲突:晚清武昌府宗族与列女之关系

本文以晚清武昌府为历史背景,探讨了宗族与列女的和谐与冲突之关系.我们认为,在宗族的强势面前,作为女性群体的列女并非处于"失语"的位置,恰恰相反,她们经常参与家庭、宗族和社会事务,她们是历史中"活着"的群体,是历史的参与者.     

基于目的论视角的晚清小说翻译之归化风尚探析

在甲午战争之后,为救国图强,我国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了通过翻译外国小说来改造国民思想.大多数小说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策略,从而使晚清小说翻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传统的翻译忠实观无法解释.而目的论融入了社会历史文化的考量,使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晚清小说翻译的归化风尚,从而肯定了其归化策略的合理性,也拓宽了我们研究的视野.     

“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

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由"内圣"而后"外王"的传统价值观和用遵循道德规范的"知理"来"治国"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促使晚清的理学群体发生分化,形成偏于"内圣"的修身派和侧重于"外王"的经世派。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满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得益于经世派的"自强新政"运动,虽最终失败,但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发现小说:梁启超与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

长久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处末技地位,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仍要待到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产生以及小说界革命发生后才得以实现.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但枢纽人物梁启超的出现、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被赋予确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梁启超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并非有意重构文学格局,而是发现了启蒙大众的有效工具.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开始逐渐谱写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写作体系.     

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为中心 ,分析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认为政治领导集团的状况、中央集权的程度、发展的动力与阻力、传统政体的类型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状况等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天平两端:新闻监督&人格权》系列报道之四 内容为王:批评与调查如何应对?

对于民法典草案释放的信号,不同人的关注点、看法、理解肯定不同。就像2020年1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那场研讨会,除了业界早已关注讨论多年的分歧点,每个嘉宾对民法典草案的看法都会有些许不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务周冲认为,法条通读下来,能感受到立法者注意到了新闻活动与人格权的特殊关系,有保护新闻媒体言论自由、信息传播的诚意。     

“中体西用”:何以纠结,何以沉重?——明治日本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同选择的审思

当明治维新已取得一定成果的节点上,福泽谕吉抛出的"脱亚入欧"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很大动员力和诱惑力的噱头,说明日本民族已经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变得更加自信,走西洋式发展道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于是才敢公开表态与中国,与亚洲一切守旧、腐败的势力决裂。脱亚论、西化论在晚清中国却行不通,"中体西用"的主张尽管流行甚广,但此路艰难并且不通。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最终被验证是失败的。当年主张和鼓吹"中体西用"的人多是朝廷重臣或要员,属于极权统治的既得利益阶层,但他们没有真正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当时作为纯粹学者和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严复则竭力主张中国对西学应该持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与西方主动接轨。"中体西用"口号本身已经把现代文明降低到一种使用工具的地位。"中体"概念的嬗变、演绎过程昭示着现代化运动在晚清中国的乖舛命运。     

辛亥百年启示录:变革与共识

若把时光拉回到上世纪初,将看到晚清的两副面孔:紫禁城内忧心忡忡,正自虑于能否坐稳江山;紫禁城外沸沸扬扬,讨论的却不是江山永续,而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分歧,让改良和革命在大时代即将来临之际展开了一场赛跑。但无论分歧多大,对峙的双方都认识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变。改良是变,革命也是变,中国到了必须变的时     

技艺生产与生产记忆: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具有显著差异,历史记忆强调过去发生的事以及对这件事的描写,而文化记忆则与族群回忆的处境和需求相关。沿着记忆生产与生产技艺的演进轨辙,可见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生存文化记忆、生活文化记忆、军事文化记忆和消费文化记忆呈交织并进的态势。廓清丧葬仪式的不断重复与增补删减,发现丧葬仪式成为一种筛选模式,这种筛选模式通过代际传承成为一种族群标识,人们凭借此种标识维系族群关系,弱化生死观念,将死亡看作是一种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