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视域中的唐五代城市商业及其发展变化——以笔记资料为核心的探讨

宋人笔记对唐五代城市商业的认识比较深刻。唐代各州市场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在收取商税、维护市场秩序、管理治安、传播信息等方面作用突出。各市场商品销售量较大,商业经营形式有所突破,服务业兴起,服务业人员众多。随着人们对商业认同感的增强,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不过尽管很多商人的经营比较成功,但大多数商人的生活仍是十分艰辛,小商小贩的生活并不富裕。唐后期至五代,城市商业出现了不少新气象。市在发生变化,一些城市店铺沿街设立,商业摊肆和居民住宅混杂在一起;贩运业异常发达,奢侈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种类十分丰富;商人的经营手段和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风格,中介商活跃;城市商品交换遍布各个热闹地区,卷入到商业中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多。从宋代笔记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唐五代城市商业发展的真实面貌,商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

传统中国,政府对商人及商业的平衡政策导向及不断发展的商业形势,为商事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儒家学说与国家制定法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长期的商业交易往来和行业自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商人的道德价值观为原型的商事习惯。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国际潮流,商事习惯也因此而被烙上时代痕迹,发生一些新变化。此演变不仅表征了近代中国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契合哈特的规则进化理论。     

近代宜昌商会的建立及其特点

宜昌商会是在近代社会历史嬗变和清末新政改革的背景下诞生的。近代宜昌的商业发展和传统商人组织的繁衍生息为宜昌商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政府的法令政策是宜昌商会诞生的直接推动力量,又为宜昌商会的组建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安排规则。宜昌商会的社会基础、组织制度和角色定位表明,它是一个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相衔接、代表地方商人利益、新中有旧、容旧于新的新式商人社团组织。宜昌商会的诞生过程及其组织面貌折射出近代宜昌社会转型的进程与特点。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考辨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政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     

清代云南的商人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清代,云南分布着众多商人会馆,它是内地商人为适应贸易扩大需要,基于商帮建立的制度化、体系化经济组织,在商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商人会馆建立后,商人投资能力增强、贸易规模扩大,促进了云南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云南经济支柱产业的勃兴,加强了云南与全国市场的联系,使云南经济步入充满活力、开放发展的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环境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与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下稳步发展的:改革为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内部环境,对外开放则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它体现了主客体相融合、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发展处于多种类型的环境之中,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硬环境与软环境等。     

我国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理论结构分析

每个时期的审计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审计外部环境影响着审计的供给与需求。本文针对我国国情,以开展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审计发展的外部环境,从审计本质出发构建了环境审计的理论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审计的本质、职能、目标、内容、模式、报告等要素进行了简要分析,结合环境审计的理论结构,讨论了加强节我国能减排环境审计的保障机制。     

发展市场经济的几点对策

第一,城市商业化。即在市中心发展以商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形成城市的商业中心;在其之外的城市之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在城郊发展,以构成城池商业化城外围企业化的现代化都市框架。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是经济发展的“龙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城市和商业是密不可分的。城市的产生是由于商人阶层的     

以企业家精神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正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许多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     

郑也夫：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暴发户

在这个时代，消费成为社会重要的支配力量。“政府侧重追求经济效益，商人忙于追求利润，社会机构围绕消费服务，多方合谋，诱导消费者盲目追求物质，共同成就了一个商业消费的世界。”     

明清商业资本发展的启示

商业资本发展面临新环境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使商业活动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再加上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商人队伍壮大以及商业竞争的激烈,更加速了商业资本的积累、集中和流动。一、明代北部边防的军事消费促进了晋陕商业集团的兴起公元1368年,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政府严重的边患。明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卫所军屯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御政策,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蓟州、大同、山…     

“弃儒就贾”与明代平民文化的兴盛

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弃儒就贾"的风气日益显著,个体生活的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商业文明使平民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多元,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商人在平民文学和世俗文化中的形象和影响也趋于正面化,为弃儒就贾、士商相混的明代社会作了生动的注脚。     

温州市情概览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是浙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改革开放较早的前沿城市,商业经济相当发达。 "温州模式"、 "温州速度"、 "温州商人",享誉海内外。本文简要介绍了温州的概貌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概括了目前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战略目标。     

唐宋商人与商业信息传播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商业信息的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信息蕴含商机，商人对商业信息最敏感，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获取商业信息，通过商业信息精准地掌握商品的供需、物价的涨落，从而促进商业活动发展，促使商业交易频繁，商业效率提高；他们也是商业信息传播的重要源头和媒介，因他们的活动而构建起较健全的商业信息传播网络，唐宋社会商品经济因此而不断健康发展。     

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

范金民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本书所涵盖的明清时期,论述商人、商业纠纷和商业诉讼,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明中期起,各地先后兴起了一支支地域商帮,商人在传统的个体活动以外,开始以地域性的群体的形式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人与经营地的关系也变得更繁复多样;二是光绪三十年(1904)起,全国各地先后成     

隋唐时期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变迁

隋唐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商品交易的剧增,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对里坊制和坊市制进行改革和调适。到了唐代,商品交易冲破了坊市的限制,导致相对独立“市”的形成,并直接改变了城市格局,对社会的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对“市”过分控制,则不利于商业的扩张。唐代都市管理功能的逐步理顺,促进了市场和经济的稳定发展。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发展变迁,实质是商业发展打破封建制度对商人活动的时空限制,彰显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也是社会演进与都市管理并行发展的结果。     

中美智库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比研究

智库发展受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环境起主导作用。论文对中美两国智库发展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和决策咨询市场环境进行了对比分析。中美两国智库都兴起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但美国的社会富裕程度超过中国，美国智库可以获得来自基金会的大量捐款；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使得智库承担的职能有所不同，美国智库在外交决策、政治游说方面的职能更强，中国智库则为政府部门直接服务的任务更重；政府职能和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差异使得美国决策咨询市场开放程度超过中国，民间智库比中国更加活跃。针对中国特有的外部环境因素，建议大力发展半官方智库，鼓励民间智库和大学智库作为重要补充，向全社会开放决策咨询市场。     

哪些因素阻碍青少年道德社会化

青少年道德社会化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良好的外部环境能推动青少年道德社会化,不良的外部环境则会制约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当前青少年道德社会化面临着家庭教育环境退化、学校德育环境缺失、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等问题,影响了青少年的道德成长。所以,应优化青少年道德社会化的外部环境,培育外部合力,以更好地推进青少年道德社会化。     

地方文献中的清代汉口城市社会

明末清初,汉口以其繁华的商业著称于世,号称"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附庸风雅的江浙商人为昔日汉口的繁华市井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载。范锴的《汉口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详细记述了清代中叶汉口地区的地形地貌、人口构成、基层行政、商业文化、社会风习、岁时节令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汉口城市社会的全景画卷。     

从代理制看大连商业批发的改革与振兴

代理制呼之欲出——商人需乘势把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只管生产、商业负责流通的定势从根本上形成了批发垄断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批发垄断地位逐渐弱化.体制变了,批发固有职能没有变.社会化大流通要求大商业通过大市场实现,需要批发以中间商身份理顺要素间关系. 然而这种“中间盘剥”严格区别于以往,必须从深化社会分工、协作社会发展、顺应市场供求态势变化方面优化资源配置,赋予全新内容.当买方市场逐渐形成时,市场经济发展对批发要求向代理制过渡日益明显.实际上国内早在10年前商业代理已应运而生,即使谈不上真正意义的代理关系,批发商也尝到了甜头.代理迅速蔓延,代理商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