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反思及展望

随着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国法治建设目前开始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型的规范体系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治型的规范体系转变,最终确立了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模式。二十余年中国法治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即有观念、方略及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又留下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进程进行反思、总结,以期法治建设更加完善,法治的目标及法治现代化在我国早日实现。 一、从法制到法治: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的变化 当代中国法治思想的每一次变化都无不受当时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和体制的影响.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曲折和痛苦,但总的趋势是法治意     

浅析法治理论的历史进程

一、法治的学理沿革。所谓法治,是指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政,管理社会。法治与人治是古往今来的法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深化。远在希腊不少思想家都开始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柏拉图在其晚年的法学专著《法律篇》中改变人治的主张,重点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强调官吏必须服从法律,认为统治者应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而且法律要其权威至高无上,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法治,知易行难

法治,最近又开始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了。它这是第几次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30余年来,在打破人治、厉行法治方面,我们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不仅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会摸着石头不走。对我国来说,走上法治轨道为什么就那么难呢?陋见以为,原因主要还是在人的主观方面,而非外部客观环境之故。就外部条件而言,我国完全俱备全面实施法治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人口素质条件。人口识字率的快速上升,以及伴随而来的人口素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治信仰为中心的法治观念体系,具有差异性、明确性、优先性和有限性等特征。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政策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和人治思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主要由系统性思维、辩证性思维、规则性思维、程序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构成。     

人治型思维：制约中国法治建设的观念性障碍——从权力与法律、道德与法律角度分析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使“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型思维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在观念形态上成为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本文从权力与法律、道德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了人治型思维的弊端。     

法治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法治文化的内容可分为实体法治文化与程序法治文化。中国法治文化的困境表现为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的冲突、法治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冲突、程序法治文化与实体法治文化的冲突，进而从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寻找出路。     

“法治经济”探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的提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完善指出明确思路。本文探讨了法治经济的内涵与特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展法治经济的重要意义。     

建国六十年:法治在跋涉中前进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却始于新中国的成立,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我国的法治建设一路行来,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坎坷,在艰难中跋涉,在曲折中前进,已经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未来仍然任重而道远。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是全党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目标。     

论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路径

法治思维是一种新的法治理念,对于中国改革路径选择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当前法治建设的状况,深入阐释法治思维、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及与依法办事之间的关系,指出法治思维是与人治思维、特权方式相对立的观念行为,其核心要义是用法律限制权力的恣意行使.然而受传统人治、权力本位和重实体轻程序等历史因素影响,我国法治思维从一个行动指南到实践规则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因此,探析在法治理念教育、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和落实法治考核实绩等方面构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制度机制和模式体系,形成从思想到行为、从权力到责任、从制度到能力的可行路径,为凝聚改革共识、培育法治精神、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以及积极稳妥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牢固基础.     

论法治视野下的规则意识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好的治理方式。世界各国都把法治形态作为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来建设,法治中国就是我国在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然而法治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的建构和有效运作所需的土壤和条件十分复杂,这些条件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也包含一定的文化因素,良好的规则意识对于法治在中国建构和有效运行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分析规则意识在法治建构和运作中的功能,梳理当下培养规则意识所面临的困境,尝试性地提出培育规则意识的主要路径和关键措施,对于推进法治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法治主义与管理现代化问题探析

传统中国社会之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建基于人治文化之上。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但迄今为止,管理科学在实践上多被视作为一种技术科学,因而与法治文明很难确立起有效的现实联系。全球化在即、后现代化来临,随着中国“入世”,未来阶段我国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以及国家安全职能管理均当建主在全方位的宪政与法治文明历史基石之上。     

宏扬法治精神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严格规则主义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吗 ?自 1 996年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 ,法学界对我国法治建设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一个令人关注同时又最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问题是 :在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是强调法的形式合理性、严格服从法律规则的严格规则主义 ,还是应宏扬法治内在的公平、正义、自由、人权以及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治精神 ?2 0世纪 80年代初 ,基于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反思 ,许多学者开始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角度批判人治从而…     

谈谈我国当前法治与人治的交锋

当前我国在全面推崇依法治国 ,一方面法治的观念在扎根 ,另一方面人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法治与人治的交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法治的进程不会因此而滞留不前 ,它作为一种历史的潮流最终势必取代人治。而我国在法治的进程中需要作出许多的努力 ,包括外部环境的优化和内涵建设的加强。     

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在中华文化中,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人治可能表现为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三种治理模式;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     

邓小平法治观的时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观形成于中国社会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时期,它不仅极大推动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而且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状况的现在和未来,准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法治观不仅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提出的治国基本方略,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发掘。邓小平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摒弃人治,实行法治,解决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决好公民权利与法治的关系。     

人治、法治和仁治的关系——基于孔子的政治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人治、法治和仁治是三个重要而又有区别的概念。虽然在形式上,它们都属于思想核心的"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外化,但是在逻辑上,三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人治与法治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人治寓于法治之中;另一方面,人治、法治都只是实现大同社会的仁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仁治是法治和人治的最终归宿。     

法治意蕴辩

<正>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实践,要法治不要人治,在我国已大体上成为共识.但是,到底法治的内在意蕴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还不能说已十分清楚.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若不能作出确切回答,则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和法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