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

“刘涌案”曾经在中国法律界甚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引起很大的轰动与反响。围绕着“刘涌案”审理与判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法律界以及社会大众等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从而在社会空间中产生了一系列事件。本文首先通过对“刘涌案”事件中不同群体对该案的看法及所依知识的分析,概括描述了该事件呈现出的各种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存在状态。然后,对这些知识在建立程序规则以解决事件冲突中体现出的特点与相互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阐述了该案程序规则所依据的知识理论在事件发展中展现出逻辑与系谱。接着,由“刘涌案”事件引申,对更大范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中的诉讼法律知识型的品格、结构进行了分析。最后,反思了对现今知识型条件下的刑事诉讼理论构建及制度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重要性。     

从刘涌案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性

沈阳刘涌案引发的争议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从刘涌案看,一个社会需要一个能够反映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法治理念,这对公民和社会同样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吸纳和接受。     

程序的异化——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刘涌案

本文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涌一案再审判决书入手，结合此前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书，分析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院主动再审和法院主动变更罪名所反映的控审不分、司法不独立的问题，以及由法院对于庭审中辩方提出刑讯逼供的回应和裁判方式所反映出的判决书不说理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     

中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改革之探究

我国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加以规定,此后的时间里,又不断的推出新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体系,便于更好的规范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实行至今,还是突显出很多不足,所以本文认为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条件下,借鉴国外先进成果,打破我国原有的一元化体制,创制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体系。     

优化刑事诉讼职权配置的几个问题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本文仅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与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关的几个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刑事诉讼监督的发展趋势——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权利配置,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制度和措施,把检察监督职能贯彻到了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监督机制,是检察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对于深化司法改革、检察改革,保障检察机关更有效地行使职权,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缺失和实现——余祥林案和刘涌案的启示

程序正义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价值原则，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程序正义的文化基因与传统。这也是中西方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强调并大力推进法制化建设背景下，作为舶来品的程序正义，如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就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和刻不容缓的课题。     

裁判书说理制度——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裁判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件。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可以起到预防法官恣意,避免司法擅断,实现司法公正,培树法律信仰,促进社会法治,提高法官职业技能,造就精英法官等作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十分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目前,我国刑事裁判书说理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对我国的刑事裁判书说理制度作出改革。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改变了刑事诉讼运行的技术与制度环境,从而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由于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更为全面的权力结构重组与激烈的利益博弈,其深刻性和复杂性远超以往,改革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会遭遇更大阻力。在此背景下,改革方式与路径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根据既往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以及改革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应该根据不同的改革项目,灵活运用不同的改革方式,整体采用一种复合型的推进模式。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以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

以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开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从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中汲取丰富营养,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构造,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行刑体制改革初探

现行行刑体制存在立法滞后、权力分散、领导体制僵化等诸多弊端,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行刑工作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对传统的片面、孤立、封闭的行刑观念进行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法治、人道、公正和高效的现代化行刑体制.制订统一行刑法典,彻底实现监企分离,合理调整监狱布局,推进开放式处遇,应是我国行刑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金融刑法立法理念的宏观分析--为金融刑法改革进言

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技术、构成设计技术、刑罚配置技术之背后分别是法典主义、事后主义、重刑主义立法理念,这些理念使我国金融刑法对国家本位的传统金融体系具有保护金融机构主义、保护管理秩序主义、片面刑事规制主义的适应性特征.历史变化正在发生,为适应和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与金融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也有条件更新金融刑法的上述立法理念,革新金融刑法的相应立法技术.     

A mixed methods study of the mental health and criminal justice histories of missing persons

Approximately 35,000 people are reported missing each year in Australia; rates elsewhere are even higher, with a recent UK study suggesting that a person goes missing every 2 min. Missing persons place a significant burden on police services; it is interesting, therefore, that very little resear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topic. This mixed methods study aimed to address this significant gap by analysing the mental health and criminal justice histories of a sample of missing persons and comparing them to rates in the general commun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mental health and criminal justice histories were significantly overrepresented among missing person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general community, and that young people reported missing commonly displayed suicidal behaviour. Results highlight at risk groups and suggest that criminality is much more commonly implicated in missing person incidents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问题研究——基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关规定的思考

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归属、审查启动方式、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效力等方面细化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但调研显示,该规则在实施中却遭遇了困境,这种实施困境主要是因为审查人员存在认识偏差、审查内容设置不全面以及审查实施流程、审查期限、审查激励等制l度缺位造成的.为此,需进一步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价值、增补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设计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流程、增设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等制度,并将“安全变更羁押措施率”作为考核指标.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状况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

目的探讨在进行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状况及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方法采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中国版(WAIS-RC)对13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测试,并与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量表智商为±s=74.59±14.716;言语智商为±s=80.89±14.077;操作智商为±s=70.27±15.427。经统计分析发现: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F=26.786,P=0.000)有显著性差异;各项智力结果与刑事责任能力相关性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智力水平在正常范围之下,边缘状态与轻度损害之间,但在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其刑事责任能力与智力状况不存在相关性。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使对行政主体的司法审查在很大范围上受到了限制。正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从行政诉讼目的出发,从我国立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入手,提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除某些特殊权利)、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侵犯公益性质行政行为等的可诉性等问题加以重点研究,以期在今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立法时,更加合理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打击报复证人罪若干问题新解

打击报复证人罪应当被定义为:是指对在诉讼中提供于己不利证言的证人实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本罪中所言“证人”,不应仅限于刑事案件中的证人;本罪中的“证人”与诉讼法相关条文中规定的“证人”的含义是一致的,举报人并不必然属于证人;本罪的行为基本方式包括不作为;本罪发生的时间段是诉讼活动开始以后的任何时间;本罪的罪过形式是直接故意。在本罪的认定上,应当注意本罪与报复陷害罪、妨害作证罪之区分,并正确处理本罪的罪数问题。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anction system of cyber ai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German and Chinese criminal law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cases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commit cybercrimes are growing in leaps and bounds and a brand-new crime-as-a-service industry 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German criminal law addresses this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joint commission theory and individual incrimination as complementary, whereas the Chinese model, by contrast, has made marked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cyber aiding by introducing new criminal provisions. The change of cyber-aiding indeed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current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its criminal countermeasures is indispensably signific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