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国社区调解对我国人民调解的借鉴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是一种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成功之处.这对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化解新型社会纠纷,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率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调解结案率都呈现曲折增长而非持续增长态势。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抑或婚姻家庭类案件、合同类案件还是权属侵权类案件,调解结案率一般都未超过60%。而且总体上看,一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和再审,再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婚姻家庭类案件调解结案率高于合同类案件,合同类案件高于权属侵权类案件。当下中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呈现如此面相,既是调解政策驱动、各法院领导重视程度不同所致,也有个案差异、案件性质不同等原因。这种"运动性"调解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越发凸显,未来中国应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理性对待和设计法院调解制度。     

分析香港促进式调解与内地法院调解及人民调解的异同

香港促进式调解与内地法院调解及人民调解是不同概念的调解制度,他们之间具有相类似的社会背景、目的和制度方面的特点,但在程序的启动,调解人对事实、责任和处理意见的态度,以及调解过程的保密性等等方面都有许多根本理念上不同而导致的制度差异。通过两地不同调解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香港促进式调解在强化当事人合意原则,以及围绕此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于内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强制调解：消费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基于实证视角的分析

在国家制度为消费纠纷所提供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实证调查表明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发挥着解纷的重要作用并在消费者的解纷选择中具有优位性。基于消费者对消费者协会调解的需求、使用，以及满意度的经验性评估，为了提升消费者协会的解纷效能，应当建立强调程序合作的程序强制调解制度。     

民事调解改革微探——从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的角度

为响应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以及解决司法所面临的困境,各地法院对调解制度进行了形式各样的改革创新。改革重点集中在诉前调解,审前调解,以及人民调解和诉讼程序的衔接等问题上。本文通过从法理上深入剖析调解制度的原理,吸收借鉴各地法院的改革创新成果,试图探索完善民事调解制度,设计出对民事调解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程序规范。     

实证视角下契合民意与法治的诉讼调解

实证调研表明,民众对纠纷解决的价值追求与法治大体是契合的,大部分民众倾向于通过法院解决纠纷,但他们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将依法裁判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诉讼调解.作为调解与审判的结合点,诉讼调解既蕴含着现代法治理念,又兼顾到我国注重人际和谐的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国情,调解与判决应同属解决纠纷的手段,二者不仅与人治或法治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而且均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方式.因此,诉讼调解本身是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现阶段的调解与诸如“马锡五审判”等历史经验应有所区别,现代型调解只有充分地体现法治的基本精神,才能满足当事人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这既是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理念下诉讼调解得以发展的现实空间,也是诉讼调解与法治建设同步发展的必然之路.     

论人民调解与诉前调解结合的可行性

本文指出根据现有人民调解和诉前调解的理念、解决纠纷的途径、特点和人民调解协议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方面考察,将人民调解与诉前调解进行结合是可行的,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社区调解的权威性基础

社区调解的现有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优秀的民间调解机构过分依赖个人能力,不具有推广性;其二,社区调解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社区调解能力缺乏的地域.针对这些问题,须探寻扩展社区调解机制的影响力并能使之真正具有功效的方式.社区调解的可接受性塑造,主要依托信任机制的建立.探寻信任基础,即社区调解机构自身的权威性,本文从纵横两个方面入手,纵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调解的权威来源;横向分析全国各地的现有成功的调解工作室的经验和利弊,探究现代调解的威权性来源.因此,需要建立法理型权威模式.调解中的权利保护的本质即是保护程序正义,保证在调解工作的完整实现.社区调解的权威性基础即是保证调解的程序正义,以达成可信性和可取性两个要求.     

当前基层人民调解现状考察与分析

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本文以人民调解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理论依据,通过笔者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司法所的实习经验,详细阐述回龙观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现状,通过分析总结实习期间回龙观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如人民调解员数量不足群体素质不高、调解...     

浅议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作为中国社会特定人文环境条件下的产物,调解制度的发展演变有着显著的历史继承性,按照时间顺序对调解制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认清调解制度本身的“源”与“流”,而且能够为现实的改革提供可资参考的思路和建议.     

人民调解与民间调解之间的关系

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形式,从淡出人们的视野到被人们重拾,不是法治的倒退,也不是人们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而是法制发展的一定程度,人们在法律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寻求的一种更经济、更简捷、更高效、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民间纠纷解决,文章以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的概念和特点为基础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在大调解格局下使二者之间相互吸收与借鉴,为民间纠纷的解决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ADR反思我国的民事调解现状

ADR是世界各国近年兴起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和法院诉讼调解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吸收ADR方式的合理因素。本文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和法院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实务

为应对持续升温的医患关系，防止‘哈一大血案”、“津医一附院命案”、“安医二附院泌尿科血案”等案件的再次发生，各种缓和医疗纠纷的举措被提出。本文通过时既存的用于解决医患矛盾的人民调解模式、行政调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程序运行和救济机制四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明悉三者在实践中的操作流程，为相关医疗机构和患者解决纠纷提供借鉴。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     

民国时期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实施状况实证研究

法院调解是民国时期法律规定的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有关这一制度制定的缘由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学界尚少有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以民国时期的西安地方法院诉讼档案为主,辅之于其他素材,对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法院民事调解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曾被各方寄予厚望的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实际运行效果不佳,而不佳的原因既与制度本身有关,也有法院、推事和当事人的原因。     

浅谈熟人在村居社区民事调解中的作用

我国基层村居社区是一个相对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基层民事调解应该强调发挥熟人的积极作用,通过把熟人纳入到陪调员群体中、建立熟人公证员制度等方式,制度化地发挥熟人在社区调解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提高民间调解的质量和效率,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论基层法院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

随着民事案件收案数量的飞速增长,基层法院案多人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互对接的机制,形成化解纠纷的合力,以节约审判资源、降低司法成本是当前法院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比较研究

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保险调解为中心的第三方解决模式是化解医息矛盾、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模式之一。每一种模式均有其特点与优点，但同样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因此，单纯依托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来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较为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将三种模式中的两种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同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     

温馨调解——新时期民调的主旋律

人民调解是一项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民间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是在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作为第三人依法对纠纷进行调停。新时期民间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等特点,人民调解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纠纷和调解活动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仍然是心理活动外化的结果,调委会调解的根本目的还是使双方当事人的需求得到最大化,达成调解协议即是双方当事人心理共同达到平衡点。因此,使当事人获得心理平衡是一系列调解活动的基本原则。为此,我们提出温馨调解,改变以往司法调解中心“法庭式”的庄重严肃,推行温馨和谐“家庭式”的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温馨调解需完善5个构成要件:     

论建立人民调解与诉前调解结合机制的必要性

建立人民调解与诉前调解结合的机制将有效解决日益复杂的各类矛盾纠纷，对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和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