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难点

第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数额计算的问题。数额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很重要，但数额的计算在实践中相当麻烦，且没有有效的办法。目前，实践中一般比较常用的是用“数额排除法”，或者“差额减除法”，即在行为人的全部财产和支出中，排除其合法收入的部分，剩余的就是以非法所得而认定的非法财产。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 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行为的分析

挪用公款中的犯罪数额的计算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或者一般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计算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对其按照实际挪用数额或者累计数额计算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情形下的挪用公款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     

浅析财产保全的现实问题

浙江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高发地,财产保全的采用愈发广泛与频繁。然而在实践中,财产保全工作存在着担保数额未明确化、申请与受理手续不规范、财产保全的执法主体不统一、救济程序部分缺失等现实问题。我以司法实践为出发点,提出列举式确定担保数额比例、统一财产保全案件流程管理、分程序确定执法主体等建议,以期对财产保全工作有所裨益。     

对将挪用公款存入银行或被银行扣还贷款应否追缴的法律综述

前些年，在把挪用公款被银行扣还了所欠贷款，应否追缴的问题上，出现过不同的作法，有的人认为银行扣还贷款是合法的，银行是国家的，无需追缴。将挪用人与使用人以“不退还”改变案件定性以贪污论处了事，有的因数额巨大被批准判处死刑。1997年刑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挪用公款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又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解释划定为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     

押汇与议付 差别在何方

目前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结算的银行对于押汇与议付问题缺乏共识，致使二者之间在银行享有的权利、融资方式在不同场合的适用性上以及额度评估和核放计算标准、出口收汇出险后救济手段等认定不一致。只有从理论与实践上找出押汇与议付的差别，并取得共识，统一规定才能进一步完善银行融资服务。     

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所以，需要因地而异地调整受贿罪的具体数额标准，明确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依据，统一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具体比例，以尽可能地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数：困境与出路

自《民法典》第1232条原则性地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生态环境侵权领域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开始对能否就生态环境损害本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展开探讨。其中，对此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及实务工作者进一步提出并开始讨论应当如何选择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基数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司法实践与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就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侵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存在的疑点、难点问题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并规定应当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永久性功能损失赔偿数额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数。基于对48起有关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认定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当前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各法院认定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永久性功能损失呈现出多元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在认定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时，各法院存在对其法律性质界定不明、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不一的问题，进而造成以其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基数面临重复评价、加重处罚以及可操作性不强、不具有普适性等多重困境。基于此，在现阶段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尚未完善、相关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暂时不宜以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数额作为基数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     

浅谈一起因企业分立破产引起的债权担保纠纷法律责任承担

某有色矿山企业基于国家政策实施分立破产，经与某贷款银行达成债务转让协议，将原矿山企业统一从银行贷款由拟分立企业使用的942万元贷款划分到拟分立破产企业，待分立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进行核销。后银行在分立企业破产前将此笔债权以200万元转让给了某资产公司，而引发企业与资产公司之间债权担保纠纷，这样案件在实践中并不多见，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法律关系，理清政策性破产中的分立破产适用环境从而作出准确判断，笔者结合此起政策性分立破产引起的债权担保纠纷案件。提出相关值得思考的问题。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是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依据,制定一个符合司法实践并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相关犯罪的司法解释,是学术界、实务界和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就司法解释中需要明确的犯罪的起点数额,数额的具体计算标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数额起点是否应统一,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含义,假冒专利罪中"假冒"的含义,共同犯罪的认定等问题及相关争议,阐述了个人观点。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犯罪数额问题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甚至实践操作中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包括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损失数额、数量，我们对此逐一分析。     

收受信用卡若干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8条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该条规定的后半段实际上就是解决收受信用卡如何认定受贿数额的问题，由于现在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复杂性，该条规定并不完备，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

挪用公款的数额对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作用。挪用公款存在不同用途的,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可以将用于非法活动与营利活动的数额评价为用于其他活动的数额;对每一笔挪用行为及其数额的认定必须以刑法规定为标准,只有当挪用行为能够被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所涵摄时,才能将挪用数额计入挪用公款罪的数额;既不能仅挑选其中用途最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也不能按用途分别计算数额,更不能一概以总数额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数额。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的,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归还,不能一律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也不能仅按其中一次最高数额计算;对于归还前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对携带部分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案件,为了确保罪刑相适应,也可能将贪污的公款数额评价为挪用公款的数额;在使用人与挪用人构成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使用人应当对与其行为具有因果性的挪用数额负责,而不是仅对使用数额负责;对共同挪用公款数额的认定,必须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并贯彻责任主义。     

信用卡诈骗罪问题研究——以恶意透支型为视

在此，本文从恶意透支的概念出发，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目的进行剖析，以期能更好地认识恶意透支型。当然，恶意透支型虽是“主角”，但不乏有其他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发生，当行为人同时触犯恶意透支型与传统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由于最高院，最高检的《解释》对两者数额的不同规定，就有必要研究两者并存时的数额界定这个问题，这也是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     

试论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司法实务中，如何计算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存在不同的观点。本人在评说恶意透支数额计算标准不同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初步的意见。     

银行资信证明的法律责任初探

银行资信证明的法律责任初探●杨路随着市场机制改革的日益深化，银行在充当证明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以银行的资信证明最为突出。但由于当前银行资信证明形式的复杂多样以及缺乏统一的格式和立法规范，在实践中极易导致对资信证明的滥用，从而引发一系列值...     

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许多犯罪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性质上分析，犯罪数额可分为起定罪作用的犯罪数额和起量刑作用的犯罪数额，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应结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库存侵权产品的价值应改为单一认定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数额犯,准确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就必须对侵权产品的价值进行货币化计算。司法实践中,在库存侵权产品价值认定问题上,存在不同理解。一、库存侵权产品价值认定中存在的问题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本解释所称“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的新问题

恶意透支数额只应当计算本金,以持卡人透支第一笔没有正常归还的钱款的时间为恶意透支的开始时间,此前持卡人的还款不能视为对以后透支本金的归还。银行催收金额与实际欠款金额不一致的,应以银行催收金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应当由银行证明其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不能认定催收的效力。银行催收后透支本金的减少,不影响催收的效力。透支本金增加,则必须由银行进行另外的催收。追诉机关证明行为人具有催收不还的行为,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应当允许行为人反证。     

盗取汽车号牌后隐匿并向车主索取钱财行为之定性

窃取汽车号牌后隐匿并向车主索取钱财的行为，由于其窃取的对象较为特殊，每次索取的数额又往往较小等因素，司法实践中在定性和处罚上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从一起典型的案例出发，通过对汽车号牌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证件、盗窃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的牵连关系以及单次敲诈所得数额是否可以累计计算等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对此类行为定性的观点。     

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认定探究

贿赂犯罪中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之争，从而造成实践认定标准不统一。对此，需要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据受贿人的主观认知情况，以贿赂物品的客观价值为基础，对受贿数额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不同类型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受贿时间节点、间接数额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最终确定具体的受贿数额，以便实现对贿赂犯罪的精准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