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域立法模式的合理选择与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涉水立法也是活跃和不断发展的。但是,从总体看,我国以流域为尺度的立法相对薄弱。通过分析我国流域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结合式"流域立法模式的概念,分析了这种立法模式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其突破,探索了这种立法模式的实现路径。流域立法模式研究旨在推进和完善流域立法,使我国的水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论民法典编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大法律问题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多种法律手段,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来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法律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3月审议表决《民法典》,还将计划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迎来历史性突破,以民事基本法与行政单行法构筑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将基本形成。     

中外儿童权利保护法之比较——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研究

《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社会儿童权利保护"宪章"。我国一贯重视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比较而言,《儿童权利公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二者不仅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儿童角色地位""可操作性"等基本范式方面存在着"国际"与"国别"的区分,在"成长环境""享权者""家庭保护"等具体范畴方面也有着质性上的差异。因此,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之一的我国,务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儿童权利的保护立法。     

外国人永久居留：立法考量与立法原则——围绕《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探讨

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该条例规定的合理性层面。从立法学视角看,立法位阶和立法形式才是该条例的真正问题所在。该条例授予外国人永居权的多方面内容涉及"法律保留"问题,原则上应制定法律;即使因情势所需暂时只能制定行政条例,所涉"法律保留"的规范内容也应当经过全国人大的"法条授权",以往的"空白授权"则因多个形式要件的缺乏而备受质疑。因而,在充分考察国情民意的基础上,在坚持包括"法律保留"在内的诸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出台规范外国人永居问题的法律,应是外国人永居问题立法的正确选择。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法》的立法思考

农民工是一个因具体权利的保护法律缺位而容易遭受社会排斥的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好农民工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权利保护法》,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在立法中,确立什么样的立法宗旨,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如何构建权利与义务体系,如何设置具体的权义责都将是我国《农民工权利保护法》面临的重大问题。     

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未来调适方向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罪名体系滞后、法网疏漏和入罪门槛过高等立法弊端,不利于保护法益和打击犯罪。借鉴域外刑事立法经验,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未来调适方向既要注重严密刑事法网,又要注重刑罚缓和。具体而言,应以行为为中心构筑我国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调适贿赂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增设"收受礼金罪",逐步走向废止贿赂犯罪死刑的征途。     

改进完善地方政府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探讨——基于北京市政府立法实践的调研

在地方政府立法程序中引入公众参与,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治回应能力、确保法律施行实效的重要途径。我国当前地方政府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尚存在诸多问题,不利于民主法治建设。近年来北京市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实践颇具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际状况。文章以其为研究个案,并基于相关调研探讨了地方政府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立法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路径。     

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基于《物权法》和《就业促进法》立法参与的研究

国家制定法律的过程也是政治参与的过程。随着立法过程越来越制度化,政府部门、地方人大、学者专家乃至普通公众等都有了常规性的参与渠道和机会。在参与过程中,不同部门和群体由于影响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差异,参与的表现和成效也不同。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是什么原因让特定群体或者个体能够积极参与立法活动?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立法过程为例,分析社会群体或个体对立法采取的影响行动。研究发现,社会行动者能够影响立法的主要原因:一是该群体在利益普遍受损的情况下,能够采取制度内的维权行动;二是行动者在个体的维权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本群体的法律动员支持结构。这一支持结构包括属于本群体的民间组织、媒体和互联网舆论、立法者(人大代表)的支持等。     

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

2015年《立法法》修改,不仅赋予了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还进一步对公众参与立法方面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这标志着我国地方立法和公众参与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公众参与设区的市人大立法十分必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仍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普遍性受限、信息获取不充分、实效性有限等问题。因此,从建立公众参与的权利保障体系、健全公众参与的程序运行规范、增强公众参与的信息交流等方面发力,可以促进该制度的落实。     

澳大利亚遗产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按照类型划分,澳大利亚遗产法律主要分为土著与历史遗产地保护法案、告知法案、土著或遗址管理法案以及规划法案等四种类型。澳大利亚遗产法律体系由国际公约和建议、联邦法律、州或领地法以及遗产地法规等构成。借鉴澳大利亚遗产立法经验,中国应该构建完备的遗产法律体系,建立分级遗产登记制度,并且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保障遗产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取得重大进展

从1980年就开始着手起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历了十年漫长的岁月,终于提交到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未成年人法的困境与出路——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立法存在的问题,应着重解决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稀释困境、涉法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缺位、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不健全三大难题。尽量少改和不打破现有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将亟需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修订现有法律的方式解决是现实和可行的方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宜适度"福利法化",将修法的重心定位为保护困境儿童及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宜进行"少年法化",将其改造为司法性质的少年法典,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他相关法律也宜进行配套修改,将未成年人法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改变未成年人法附属于成年人法的"小儿酌减"状态。     

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实质、问题与对策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实质是公众与公共机构共享地方立法权,但我国目前因为公众参与共享地方立法权的理念和制度缺失,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参与度不强;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公众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力不大。为此,应当通过立法建立公众参与共享地方立法权的理念和制度,如公众参与组织、参与模式、参与程序制度、公众参与立法评价制度等,促进和确保公众参与共享地方立法权。     

新兴权利的行政立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新兴权利及诉求与日俱增,实现公民新兴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法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政法领域,当前我国对于新兴权利的立法保护存在缺乏统一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效力等级较低、行政权力划分不明的问题,导致行政立法难以适应新兴权利保护的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域外及我国各地区新兴权利行政立法保护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     

传统中国人格权制度内生要素与现代立法选择——比较法律文化视角

"人格权"是一个关系到民法典整体结构与立法进程的法律问题,需要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作为肇始于西方的概念,对国外先进人格权制度的吸收与借鉴是我国相应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构筑,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考察法律传统中的内在人格权制度因素,需要立足中国古代身份制度这一土壤,具体分析传统法律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与法律文化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基础。同时,结合域外理论范式与我国百年立法经验,支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否定一般人格权制度,并对人格权类型化作出简要分析,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制度体系。     

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正当性的基础

行政立法虽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不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缺乏民意基础,因此需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只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才能获得民主正当性,行政立法程序才可能构成正当程序。公众参与必须符合自愿、平等、有效的实质要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应当提高立法层次,强化公众参与制度,提高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虚置”及治理路径

作为检验立法实效、提升立法质量、促进法律体系完善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已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践。然而,在这种多方主体的博弈中,公众当前只是一种被动型或者功能型的“虚置”参与,无法发挥其积极性、主体性的作用。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参与主体的构成失衡、参与内容的模糊、参与方式的“指令化”及参与效果的抑制。要突破这一困境,须正确认识公众参与评估的价值,从意识、制度、参与的指向及参与效果等方面构建参与路径,实现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制度化。     

论"促进型立法"的形成背景

"促进型立法"作为一种新型立法,具有传统立法所不具有的诸多特点.在经济上,它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要求经济手段的多元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产物;政治上,它是国家职能从单纯的调控管理角色向服务促进角色转变的结果;在社会意识上,它是社会与政府平衡互动意识的兴起、特别是公众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结果;立法模式上,传统立法模式的演进要求新型立法凸显法律的引导与促进功能.     

保护环境抓决策源头

9月1日,《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正式实施。今后,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专业规划均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意味着,环保参与政府综合决策被以法律形式规范下来,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视行为将被法律所禁止,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从发展的源头抓起。     

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公众及其代表根据国家环境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它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广泛参与环境保护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从观念、立法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都还没有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保障,因此,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