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中央与地方公共事权和财权的划分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又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新一届政府改革的目标。其中,中央和地方公共事权、财权的科学合理划分将是政府改革的重要一环。     

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合理分配事权与财权

地方政府现在有三个高度依赖,或者说是过度依赖。一是过度依赖负债,二是过度依赖卖地,三是过度依赖转移支付。50个中西部的县,靠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占71%,中部的比例是46%。转移支付本来是一种修正补充的机制,现在成了基层政府进行财力分配的主导机制,对此我深有感触。     

地方自行发债试点的双重功能与完善路径

理解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逻辑,对精准地认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10月中国在四省市进行自行发债试点,为理解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契机。此次地方自行发债试点就短期而言,主要是拓宽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渠道,从而形成对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原有财政平衡方式的一个局部替代。但就长期而言,此次试点更具有制度探索的深层意蕴,即借助于地方举债的透明化促使地方政府权利和责任对称,从而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背景下为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支撑。然而,要充分凸显地方自行发债的融资机制和制度探索的双重功能,仍需付出持续的努力,当前的地方自行发债试点也具有非常显著的渐进特征,未来必须通过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完善来为地方债的常规化和长效化提供制度保障。     

关于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的思考

健全、完善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两者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联。本文在梳理我国土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关系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村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农村社会保障收效甚微的原因,指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在制度安排上的错位,使其未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加之土地制度的缺失,使两者陷入了互相牵制的恶性循环;对怎样走出困境,使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作了初步探索。     

论南宋诗歌理论的探索与突破

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江西派诗体甫始作为典范出现,就面临人们的不断反思并寻求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南宋人对唐音宋调两种诗歌范型及其风格差异逐渐自觉把握、对诗歌本质的思考逐步深入,尤以杨万里、刘克庄、严羽等为代表的诗歌观念和批评理论具有突破性.由于错综复杂的认识最终未能定于一尊,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也就相应呈现为江湖诗人依违折衷于江西、晚唐间的混杂状态,没能在唐诗和江西体之外构建出新的诗美范型.     

易帜后蒋张在东北财权上的合作与争斗

东北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东北财权谋求削夺和控制。由于张学良东北集团强有力的抵制,使南京不得不迁就妥协。东北当局一方面适应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对东北财政金融进行了某些改革;另一方面,对南京予以抵制和抗争,竭力掌控东北财权。二者在财权关系上既有合作,又有争斗。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利益和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     

中央与地方水利事权划分研究——基于广东省的调研

中央与地方水利事权的划分一直没有明确的法规或政策界定,地方事权基本上是中央事权的延伸或细化。一方面,中央对一些具体项目的监督和管理介入过多,影响了地方水利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权缩小、事权扩大现象开始逐渐严重,特别是基层水务部门,肩负着较大的责任与压力,常常疲于应对,超负荷运转,其工作人员通常力不从心。本文通过对广东省及下辖的水利部门进行调研,辅以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的访谈,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水行政管理整体效能最大化为目的,对合理划分涉及水利的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水利事权划分提供参考和依据。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两种方法,对我国1983—2003年的对外劳务合作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对外劳务合作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在我国存在着某种经济机制使得两者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存在由出口贸易到对外劳务合作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商品出口的扩张导致了对外劳务合作规模的扩张。最后,由以上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结构性相关关系实证研究

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新时代国家治理总体目标的重要构成,也是公众政府满意与政府绩效的测度标尺。既有研究多就特定领域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关系展开,忽略了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关联关系的结构性。本文基于对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厘定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结构性相关的逻辑框架,运用四市六区23个城乡社区的居民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双重校检,确认了公众安全感对政府信任对象、品质和结构的积极影响;部分证实了公众安全感各维度与政府信任各面向的结构性关联关系。研究结果为准确把握公众安全与政府信任关联关系提供了启迪。     

分权原则的确立与嬗变——以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分析视角

分权原则是近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宪法原则,这一原则的不同表现形态型构出了各国的国家权力体系。在传统时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作关系管理模式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一直以来只注重合同订立前的关系建立而忽视了合同订立后的关系管理。合作关系管理有两种模式: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管理和以合同为基础的关系。这两种模式是相互补充的。政府在管理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时应发挥这两种模式的互补作用,从而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发挥最大的效用。     

关系网络与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

从当前农民合作经济来看,农民合作行为从对象选择上存在着二次限制,即受到特殊主义信任和分层网络封闭关系的影响,使农民的合作存在着封闭性和限制性,这成为农民合作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因素,需要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入手,增加关系网络的积极意义,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     

对话与合作仍然是中欧关系的主流

2008年的中欧关系,媒体经常报道的是双方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和麻烦。毋庸讳言,过去一年里,中欧、中法关系的确出现了一些麻烦,欧洲的某些行动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感和愤慨,中国也做出了必要的反应,这是完全正当的。我以为,我们一方面要认识中欧关系出现一些麻烦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要看到中欧关系发展的主流。     

大队长如何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客户是保安公司的生存之本,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促进保安业务发展的根基。因此,大队长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但能使客户支持、理解保安工作,甚至当工作出现不尽人意的地方,也能得到宽容和谅解。笔者认为大队长与客户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关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配备过硬的分队骨干。俗话说:"强将带精兵。"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分队长没有过硬的自身素质,是不会讨客户喜欢的。大队长在配备分队长时,一定要慎重考虑,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配备合适的分队长。保安分队是保安服务工作的最基层组织,直接与客户打交道,在很大程度上     

大队长如何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正> 客户是保安公司的生存之本,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促进保安业务发展的根基。因此,大队长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但能使客户支持、理解保安工作,甚至当工作出现不尽人意的地方,也能得到宽容和谅解。笔者认为大队长与客户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关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配备过硬的分队骨干。俗话说:"强将带精兵。"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分队长没有过硬的自身素质,是不会讨客户喜欢的。大队长在配备分队长时,一定要慎重考虑,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配备合适的分队长。保安分队是保安服务工作的最基层组织,直接与客户打交道,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维护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关系的战略前瞻

维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对于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甚至出现以往不曾显现的矛盾.在经济领域世界市场竞争加剧波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中国的现实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存在距离;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面临多样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在安全领域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凸显分歧;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边界和领土争议,等等.为化解矛盾,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需要昭示我国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理念和原则,实施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     

竞争与合作:地方间关系的历史钟摆

建国初期,在国家均衡发展战略下,中央政府鼓励各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地方经济社会系统随之产生,加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配资源的能力,从而为地方政府向上级政府的纵向求援、补给不足提供了制度保证,而地方资源之间的交流受到上级政府的调控与约束。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相伴而生的是社会主体及地方政府独立地位逐渐凸显,地方间的资源交流与互补主要借助于市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调配方式逐渐式微。在非均衡战略鼓励下,地方政府经济人角色日益显性化,各地竞相发展地方经济,相互间的资源及市场争夺日趋激烈,出于理性选择的自我保护行为也愈演愈烈,以市场分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区割裂将各自为政的体制性障碍再次凸显出来。与此同时,通过合作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也一直是地方政府的策略性选择。     

地方税收中的税种与税权问题的研究

按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及时确定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达到基本满足地方政府执行公共事务、进行资源配置、维护地方政府有效运转的需要，是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