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大学引导下的福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该文分析了福建以社区大学为引导，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几个成功模式，提出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在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为此，该文呼吁政府部门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过程，建设和谐和文明乡村。     

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路向

高质量发展是契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确立的如何推进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南。立足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积极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要求和支持乡村个体建构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诉求。在正视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学校发展定位模糊、教师主体效能不高和家校合作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回归教育原点、聚集教育内涵，营造教师文化、唤起教师自觉，优化课程资源、凝聚文化力量，立足主体对话、协同家校发展是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     

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要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优化组织架构;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助推发展动力;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推动生态行政。     

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的建构路径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振兴乡村的基础在于复兴和重塑乡村文化。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乡村文化出现了断裂和异化,乡村文化生态空间遭到侵蚀,乡村社会整体呈现病态发展。为此,本文提出从内容重构、主体唤醒、顶层设计、资源拓展、力量整合和机制创新等六个方面来加快推进乡村文化重塑的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来源。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与民间刑事诉讼

宋代参与民间刑事诉讼的乡村行政组织是耆和都保。乡村社会发生刑事案件后,受害者或其他人报与耆长、保正等乡村行政头目。他们或直接捕捉凶犯,或把案情及时上报到县,并协助县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或保护现场,或参与检验,或充当和追集证人,最后还要负责判状的执行。乡村行政组织在民间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联系国家与乡民生活的中介,也是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代表和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乡村行政头目在刑事诉讼的不少环节都可凭借自己国家代理人的地位营私舞弊,也可反映宋代国家对乡村行政组织的依赖和乡村行政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滋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时机逐渐趋于成熟。我们既要坚守乡村文化的本源,明确乡村文化的特色与优势,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社会空间,也要发挥乡村居民文化主体作用,适当开展创新,重塑乡村文化生态,让乡村文化成为乡村生生不息的智慧和力量。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

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追问,应该在三个层面展开:教育权利的保障与机会的平等;乡村教育文化视野的拓展;乡村少年在教育中的健康生存如何可能.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乃是乡村少年的精神成人.这意味着怎样在被社会现代化与教育的现代化设计框架之遮蔽中显现乡村教育的独特蕴涵,在促进乡村少年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同时又保持与乡村社会的共契,就成了当下教育问题的关键.就目前而言,要使乡村教育凸显对乡村少年健康发展的关照,需要调整乡村教育对乡村少年的想象,显现乡村教育的乡村意蕴,拓展乡村教育的文化内涵,培植乡村教育的内在精神.     

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而遍及乡村社会的基层市场一度成为了研究乡土世界的逻辑起点。对基层市场的研究,学界在其形成演变、结构体系、性质功能、与乡村社会的关联乃至区域市场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之果。当下的基层市场研究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寻求市场体系与乡村治理体制转型的契合,呈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和民间转移的图景,重构国家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耦合机制。     

乡村教师流失问题研究回顾与思考——社会工作制度的引进

乡村教师(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的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到我国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教师流失的现状、原因和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把乡村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历史原因、社会原因、经济原因和个人发展原因等方面,认为缓解乡村教师流失,需从提高待遇、改善学校制度与文化环境、完善教育政策等方面入手,而对乡村教师个体的生命轨迹、生活经历、生存策略与精神世界却多有忽略。故有必要引进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关注乡村教师这一弱势群体,通过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促进乡村教师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与完善,为乡村教师群体构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特色与关键制度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对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的法定化,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和现代性。作为促进型立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重在激励,同时促进与约束并重,尤其是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好法定职责。实施好这部法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职能,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着力,特别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主体地位,规范农村集体的组织和运行,面向市场搞活农民合作经济,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体系。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与职业选择

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新生代乡村教师具有"孩子心灵的守护者、教育理念的传播者、新奇世界的展示者和乡村时尚的引领者"等时代特征,但他们在乡村社会中也面临着"物质环境的不适应、婚恋难与亲子分离、乡村制度规范的约束"等文化困境。在理想与现实的迷茫中,新生代乡村教师出现两类群体的分化:随时准备着进入城市的"飞鸽"教师和支援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永久"教师。为此,我们提出,应该建立多种类型的津补贴制度、建设功能齐全的"教师之家"、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试点建立全省统筹的教师调动机制,以为新生代乡村教师提供更好的任教环境,稳定乡村教师队伍。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径

党建引领既是推动乡村善治的前提，也是乡村治理显著优势的重要体现。党建引领具有保证乡村治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优势，具有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功能性优势，具有保障乡村治理中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性优势。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强化党组织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显示出良好成效。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路径在于强化组织建设实现党建引领政治优势，构建党政复合治理体系实现党建引领功能优势，发挥党组织资源链接服务作用实现党建引领社会优势。     

司法迁就转向法治治理：基层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乡村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在调整人们关系中民间法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由此便引致了基层法院审判职能困惑、司法方式随意、审判依据虚无及审判权威缺失等问题。实际上,我国当前乡村司法法治化条件业已成熟,如持续广泛的普法教育,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及诉讼能力;变动的乡村社会规范结构,改变了礼法等思想的支配地位和影响范围;转变的乡村社会矛盾,涌现出大量的新型民间争端;优化的基层法官队伍,彰显出优良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不过,坚守法治之路并不代表着绝对垄断司法专业化、绝对运用审判技术、完全排斥诉讼契约、全盘放弃调解方式,村司法法治化道路必然是一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之路。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一个国家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的过程,始终由政府主导;同时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