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文化实践：“边汉社会”的又一类型及概念再思——兼与石峰教授讨论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祖先是畏兀儿人，明初来自哈密。他们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初年在军事领域里取得了成功，并将这种成功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兼象征资本投入到宗族建设中，使得宗族制度及其实践延伸到河西走廊，在那里创造了中心地区汉人移民边疆之外又一类型的＂边汉社会”。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一套符号表征系统，它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意味着被汉化的可能。达氏世系群通过军功与宗族建设，参与了帝国的边疆变成华夏或中华的历史叙事和过程。客观而言，宗族制度及其实践是军事之外的一个配套工程。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判断边汉社会存在与否的关键。但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可以超越种族而生存和发展。     

论明代中后期考据学的成就及其局限

明代中后期是传统考据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学者们展开了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表现了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他们强调博学与博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但明代中后期考据学还存在诸多局限：好奇博杂、引用材料时不注所出、妄删引文、论证疏漏讹误等等。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对明清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亡后江南士大夫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观念

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士大夫便面临着生存与死亡、隐逸与出仕、抵抗与投降、旧主与新主的抉择,或成忠烈,或作遗民,或为贰臣。对此史学界长期满足于作或褒或贬的道德评判,很少触及行为选择背后的价值观念,更未深入到士大夫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士大夫的行为选择和它的价值观念的分析,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其所负载的传统文化。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考察古代士大夫诗歌创作源流的新尝试——从政治、儒道佛思想、民间文化和音乐角度进行的研究

士大夫诗歌在教化民众、凝聚人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考察传统政治、儒道佛思想、民间文化和音乐等四方面的因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可以从宏观上考察古代士大夫诗歌的源流变化,从而对中国古代士大夫诗歌也就有了一个框架性的把握。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回娘家”到“联谊会”:外嫁女的“报”与新宗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以对粤北甘姓宗族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近年流行于华南和东南地区的"外嫁女联谊会"。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新宗族主义背景下外嫁女与村庄共谋互惠的结果。研究发现,新宗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基于平等、自愿的同宗女性成员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外嫁女回报娘家村庄的初衷,使外嫁女、宗亲网络、村庄三者之间构成一种"报"的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借助外嫁女连带群体,间接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资源,降低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最后讨论新宗族的"里"与"表",新宗族主义是传统宗族一脉相承的延续,呈现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弹性。     

明代心学主体性与江南地区的社会氛围

人的主体性,是明代心学的最高范畴。明代江南地区特殊的社会氛围,是这一主体性的历史基础。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农村宗族活动与村民自治

剖析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村民自治进程不难发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族活动，是国家管理农村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也是影响村民自治的抗衡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村民自治是在与传统族民自治的抗衡中推进的，是法治战胜礼治、国法战胜宗法、民主思想战胜宗族思想的过程。而且宗族活动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正确认识农村宗族活动的历史、现状及危害，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并肃清其影响，扫清村民自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一、农村宗族…     

《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基于广东省揭西县的考察报告》

正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构成,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至今根深蒂固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发展。本文着眼于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宗族问题,作者从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走访中重新考察审视宗族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提出在乡村振     

明代官员如何发挥谏言监督作用

明代国家制度建设日趋成熟,在司法、行政、议政等方面规范了社会行为。士大夫群体、包括官员,在监督方面的意识大为提高,明代官员的监督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明代文人的旅游观念与闲暇生活

在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旅游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文人士大夫是明代旅游风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们充分肯定旅游功用的思想观念,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族复兴的现代意义

宗族复兴的现代意义唐贤兴博士生８０年代中叶以后，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着一个难题，这就是原有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衰落、瓦解和失去作用。重建乡村新政治秩序已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但这一课题因宗族势力和复兴而变得更加复杂。宗族复兴对乡村政治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作...     

仫佬族银姓宗族及其婚姻圈

仫佬族集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县内,总人口仅4000余人。银姓宗族是仫佬族中的大宗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该宗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族圈。宗族内的通婚和人口的繁衍是宗族活动的重要内容,其通婚范围的不同形成了宗族的婚姻圈。过去,银姓宗族的宗族圈和婚姻圈几乎相近,而今婚姻圈的拓展,不仅在生物学的社会意义上提高了该宗族人群的身体素质,而且发展了宗族及其他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宗族文化述评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南渡以来的优秀传统,谨守祖训,承传礼仪,不断完善宗族规制,形成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南宗族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衢州儒学的发展方向,在与社会现实结合中推动了儒家在衢州地区的发展.南宗士人的诗文佳作蕴含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孔氏南宗凭借其独特的宗族文化,与当地望族一道,身体力行,对促进当地和谐稳定、推动好学尚理之风、静化民风民俗、丰富精神世界,都起到了示范辐射作用.     

从权争到辅治: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史之千年嬗变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以统治部族为中央、臣服部族为地方的"酋邦式"部落国家,地方部族实行完全的自治,宗族尚未正式形成。西周的全面分封制实现了统治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武装殖民,统治部族的贵族宗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基本形成,被征服部族原则上不再被允许保有其宗族组织。战国及秦朝,贵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暂时被废除。汉代在短暂地恢复了皇族、王族与军功贵族的自治之后,又很快将其废除,开始扶持官僚宗族与文化宗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为文化贵族的最高形态,其自治权达到鼎盛后开始转衰;官僚宗族的自治权亦通过家庙制度开始崛起。唐代士族的法定自治权被取消,官僚宗族通过家庙制与荫族制进一步发展。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毁灭了士族的族谱乃至肉体,官僚宗族的世系也被完全破坏,宗族自治势力对国家上层政治的威胁被最后解除。宋代开始将原仅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宗族自治制度下移至普通平民,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在县政府控制之下,由宗族自治辅助国家官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试析宗族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从龚自珍《农宗》谈起

龚自珍的《农宗》认为，宗法家族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宗族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遭受几次冲击，近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复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宗族现象为典型代表的乡土社会明与现代工业明交织和并存。作为传统典型代表的宗族现象，在现代化过程中应作为中国特色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