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

明清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使岭南的族群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广西俍兵利用动乱的环境和国家“以夷制夷”的政策,不仅使自己在地方族群与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实现了由“蛮族”到“编民”身份的转型。与一般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边疆族群的“汉化”过程,而是尝试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以韦氏俍兵家族的兴衰为例证,来探讨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中边疆族群的身份变迁及其应变策略。     

论边疆治理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是最早提出边疆治理概念并深耕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学科。目前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仍面临着创新研究方法、开拓研究领域和激发新的知识增长点等问题。比较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之一,将这一方法引入边疆治理研究而形成的研究领域即“比较边疆治理”。但要使“比较边疆治理”成为较具活力和贡献力的领域,不仅需厘清比较的基本逻辑,把握研究的主要论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较研究的维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要有效谋划好边疆和边疆治理,更应重视和加强边疆治理的国别比较。其中,大国的边疆统合、强国的边疆战略、邻国的边疆政策及小国的边疆经营尤其值得关注。     

比较视野下新时代边疆治理职能定位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从国家的边缘状态被推移到了全面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场域前端,边疆治理被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场域。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契合了边疆时空场域变迁的趋势,立足解决边疆地区多样性跨域性问题,实现对族际主义、地方主义治理取向的共生与超越。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边疆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差异,熟捻边疆治理的特征和在新时代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促进边疆治理的转型发展。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的四维论析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我国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将满足边疆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边疆治理的价值定位;拓展边疆治理的对象,明确边疆治理的重要意义,擘画边疆治理的“路线图”,强调边疆治理的领导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发展了党的边疆治理理论;积极构建边疆发展的大格局,坚持海陆统筹,建设海洋强国,不断巩固边疆稳定的深层次基础,全方位保障边疆的安全,加强边疆基层党的建设,开拓了党治理边疆的新境界。     

我国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与特殊客体

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把国家治理划分为腹地治理和边疆治理。在边疆治理中与腹地治理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构成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而边疆省区面临的特别迫切或特殊的公共事务构成边疆治理的特殊客体,包括边疆开发和发展问题、民族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政治认同问题等。区分边疆治理的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是为了凸显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确实具有特殊性,对特殊客体的治理彰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独特价值。     

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新时代广西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成效及优化路径

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升广西边疆治理现代化水平,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边疆治理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新时代推进广西边疆治理现代化,要在加强党的领导上体现更高站位,紧扣党的二十大新部署优化顶层设计,进一步明晰边疆治理的新目标新任务,更加注重国家支持政策落实落地,推动边疆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积极融入跨境产业合作,加快推进边疆产业振兴,通过系统集成改革更高水平建设各类开发开放平台,打造边疆开放新格局,探索改善民生新举措,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国家治理视域下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政策和跨域协作治理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面向实践,剖析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揭示其蕴含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间互动关系与治理逻辑,是当前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以机制功能为分类标准,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运转起来的核心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任务分配机制、府际沟通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上述机制的运行,呈现出政策运转的动态过程和现实图景,强化了治理主体的参与动力与沟通协调力度,增进了府际利益关系的和谐,提升了政策运转的可持续性与效能。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党的历代领导人边疆治理方略基础上,因应边疆治理实践需要,聚焦边疆治理的重大战略问题和突出难点问题,对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包括治国必治边、协同推进陆地和海洋边疆治理、统筹传统形态和新形态边疆治理等边疆观和边疆治理观,以及新时代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和战略举措等主要内容。习近平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清晰地彰显出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整体性治理思维、内外联动思维和精准治理思维等国家治理思维,是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的顶层设计,是深化边疆治理理论研究和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南和基本遵循。     

论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

边疆治理是高度理性化的国家行动,必须在其顶层设计中首先设定正确而明确的价值理念,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和依据。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将大大减少边疆治理的非理性行为,从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根据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富裕边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和谐边疆、平安边疆和美丽边疆。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基于广义边疆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特别是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人员、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高频次、大规模地加速流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地域边疆与非主权范围的场域边疆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传统边疆安全治理理念与方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叠合交织的多维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安全治理转型、时代发展需求与理论反思再建构的内在诉求。新形势下，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需要立足于广义边疆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时代性和特殊性，基于全球性视野、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考量，转变理念，创新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价值追求，建构中国视角、中国语境与中国范式的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才能有利于为全面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与利益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有效治理的需要,往往把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界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措施对其进行治理.边疆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主观构建的产物,所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种变动着的存在.国家在发展中普遍存在“核心-边缘”模式,因此,边疆虽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地带,但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着边疆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国家间的边疆争夺才不断上演,导致了无数的边疆战争.     

边疆治理的模式类型及其效应研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边疆治理是地方治理的特殊类型,是边疆特殊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是边疆状态的整体提升。其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发挥着核心作用,三者的地位与关系直接决定着某一阶段或某一国家边疆治理的性质与面貌。所以,我们对边疆治理的研究也以此为参照,将边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4种类型。一、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市场自由竞争模式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直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治理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在边疆治理问题的特殊运用。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首先肯定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的自由交换和竞争的属性与人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面临着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避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     

全面开放视域下的中国边疆治理初探

边疆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中央决定实施全面的对外开放战略,提出要扩大沿边开发开放、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广大边疆地区,尤其是内陆边疆地区,开始由之前的主要被动承接开放向现在的主动对外开放转变。许多内陆和沿海边疆省区,都根据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本省区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这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下,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未来中国边疆治理需要处理好边疆开放与边疆安全、边疆开放与内地开放衔接、边疆开放与周边国家关系这三对重大关系,这不仅关乎未来中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民夷安帖：清代云南社仓及其边疆治理意义

社仓是清代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外化的典型表征。获益于“大一统”所构造的国家治理模式，云南自雍正二年（1724年）起与全国大多数直省一道，开始建制化推行普及社仓。在清王朝兴建社仓的总体考量下，云南经杨名时社仓定制、陈宏谋社仓改革等系列举措，最终以“常平官庄谷拨借社本”的方式形成“官资型”社仓。清前期云南社仓获得较大发展，嘉庆以后趋于败落。作为国家力量在民生保障领域的代表，清代云南社仓适应土俗民情、依靠里甲组织、借助土官头人，逐渐嵌入边疆深处，进村到寨，甚至抵达边境。清代云南社仓在与“倮夷穷民”的日常合作中，达成信任关系，缔造认同意识，其实际已默化为边疆治理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