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国际法治建设与中国的角色

正编者按国际法治是一种规则至上的国际治理形态,强调国际法对国际主体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仅来自权力政治的威势,还来自法律对正义观念的塑造和对主体行为的路径设定。因此,尽管国际政治复杂多变,国际社会法制化、国际法治程度加深的整体趋势却是一往无前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法制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博弈的产物,其价值观和制度结构是基于西方宪政思想建立的。相应地,西方宪政制度在当代尽管受到诸多诟病,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国际法制体系。自重返联     

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这既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也不同于更早之前的前现代的古典时代。现代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核心国家越来越多,遍布全球,许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位列其中。始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霸权,在21世纪初期归于终结。世界也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演变到一个权力分布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若干新形势、新特点将影响大国关系:权力和地位分布更为分散、暴力的概念有所变化、意识形态光谱窄化、稳固的国际社会、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以及认同的复杂化。为此,未来的大国行为应为非霸权化、负责任及在意识形态上保持谦卑态度等。     

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帝国形式、主权国家时代及现在的近乎无秩序状态等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如何重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     

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

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政治实体组成的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内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多种政治实体，包括中央王国、独立的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实体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华夏体系、华夷体系和天下体系等子系统。古代中国体系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不同，是一种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观念分配对体系的稳定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中国21世纪的社会发展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在向21世纪迈进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这一大的框架。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观点是全球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相融合的道路,不管中国走的道路有多么不同,也不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

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正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重要内涵。中国塑造新国际规范的努力同时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全球安全型、政治型、经济型和环境型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主动融入和积极创建的地区组织。研究表明,中国重非正式机制,西方重正式制度;中国重进程,西方重规章;中国重软约束,西方重硬约束;中国重开放性与包容性;西方重封闭性与排他性;中国重多元价值基础上的任务导向型合作;西方重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责任分担。在国际游戏规则的重塑和议题重置过程中,中国应提升嵌入式议题设置能力,增加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的话语权,建立统一战线,推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向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共治的方向演变。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国际规范扩散的视角

国际规范的研究是国际政治学中关注的重要议题。目前西方学界从理论上更多地强调国际体系层面从上到下的传授和国家层面的学习,在实证研究中重点关注西方国家如何把自己的规范扩展到世界,但这种视角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观察非西方国家行为的窗口。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通过外力强加给他国,不是以所谓居高临下的"文明"标准来教化人,而是在平等交往过程中,从周边有着共同遭遇和历史经历的国家着手,通过建立外交关系、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对外援助等渠道,逐步嵌入到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中,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扩展到相异的国家,实现中国对外关系原则的扩散。     

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将走向何方?

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多极化,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却依然是美元一家独大,这种失衡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也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危机之后,许多论争多集中在改革当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上,而对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则没有深入探讨。从理论上讲,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解决国际清偿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和对该体系内的核心货币的信心问题。中短期内美元的中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但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日益膨胀的赤字和债务意味着风险的蓄积,将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并为其他币种的国际化创造了机遇。     

当代国际体系的渐变和嬗变--基于两个三十年的比较与思考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筹划和推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是事关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三十年的国际体系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体框架,处于突变后的渐变过程,世界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国际体系将从后冷战转型期朝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并最终成熟定型。中国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应注重加强国际体系理论建设,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对公平正义的普遍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要着力解答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命题,勾勒国际体系改革基本架构,进而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断向前,推动实现公正、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目标。     

俄罗斯的国际战略环境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由于综合实力衰退,俄罗斯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份量不断降低,在当今世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将实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以西方国家为重点、以独联体为依托、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与此同时,发展俄欧关系,使俄罗斯融入欧洲将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内容.     

非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 理念与实践探索

为适应多党选举环境,非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将西方普世价值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重视加强宏观调控,发展混合经济,争取实现以自主发展为目标的第二次民族解放斗争;主张发展为民,加大民生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倡导国际团结,积极参与国际政党活动,努力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扩大国际影响力。总体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地位稳固、发展势头良好,成为非洲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全球战略和角色

<正>当前,国际格局演变正进入关键阶段,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形成。由西方单方面主导的国际体系遭到严重冲击,共商共建的全球体系正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中国是新兴全球体系的积极推动者和塑造者。     

“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适应21世纪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拓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强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底蕴,交流中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总体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和交叉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于2001年7月10—11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教授50余人与会,其中包括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宇野重昭教授、法国波尔多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超越传统叙事:17—18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再思考

以全球视角重读对外关系史已成为当下学界潮流。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17—18世纪作为区域体系领袖的中国,尤其是自我定位和总体外交关系的构想。中国当时领导的朝贡体系,存续关键在于经济支持和文化认同,比较17—18世纪朝贡体系与其他区域国际体系,从"东亚—周边—全球"三个层次可以说明全球化早期大国对外关系的共性与特性。通过比较分析明清易代时的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者势力的消长,可以发现,两大体系几乎同时存在,关联十分密切:很早就开始正面的竞争和较量,最终朝贡体系并非输在落后,而是维持成本拖垮了清廷财政。此外,由于耶稣会士往来于东西之间,两种国际体系也始终存在着直接互鉴,这同时影响了东西方大国国内政治的发展。     

百年变局下的俄乌冲突与世界格局演变——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俄乌冲突是世界百年变局的标志性事件,是以北约为战略工具的美国霸权扩张突破了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物理与心理边界的产物,它从政治、经济、治理三个层面推动了世界格局的演变和重塑,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双边与多边关系发生历史性变革和重塑的关键因素,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此进行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地缘冲突激化、扩大化和复杂化,集团政治和强权政治周期性强化;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表现为世界市场体系集团化、国际贸易集团内循环、产业链脱钩、供应链断裂、国际货币体系分化与世界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世界治理格局的演变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机制的调整与重塑。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乃至新殖民主义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所取代是世界格局演化的历史必然。     

新时代中国推进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原则和实践创新初探

国际发展援助的经验表明,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援助模式由于其固有的弊端,不但难以帮助受援国真正形成发展能力,还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造成"援助困境"。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发展援助向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形成了全新的发展援助理念和范式,拓展了发展援助领域所涉范畴,深刻影响着这一领域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援助理念上,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坚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援助范式上,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全球化潮流下最广泛的国际发展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力提升国际发展合作议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发展不均衡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

古代南亚地区也存在一个与西方罗马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和近代国际体系并列的国际体系,即孔雀王朝时代阿育王建立、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大法体系"。这个体系以印度宗教中的"法"(Dharma)为合法性基础,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该体系的原理主要是在一个等级结构中赋予每个行为体一个特定位置,族群主要通过限制交往、通婚而保持其独立性,故该体系下族群间的融合度较低,国家间的联系松散而脆弱,并且国家间出现的短暂的秩序常常与某种极端现实主义手段相联系。"大法体系"与印度教徒的"基本人际状态"——阶序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视为种姓体系的放大和延伸。     

国际政治文化学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评张骥教授的《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

当代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兴起于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在借鉴或引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风格的国际政治理论.而独具特色的理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不仅需要倾注几代人的心血,而且还要以该领域中的开创性成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