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悲剧精神的现代命运

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分别产生在两个十分相似又同样伟大的时代 ,它们在精神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文艺复兴后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古典悲剧的精神逐渐走向了衰亡。     

论邓小平法律思想中的秩序观

邓小平法律思想中,法律作为稳定、有效的规则体系和制度成为最为可靠的社会控制手段,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过程中始终被强调。可以说,邓小平所追求的理想秩序状态应是法律秩序。     

戈尔丁现代寓言的秩序观

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是一部现代寓言。作者揭示了人类本性中黑暗的一面。经研究发现小说中有一条连接整个内容的主线——秩序与反秩序。整个故事情节就是在“维持秩序”和“打破秩序”的较量中展开的。小说中两派的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揭示了作者威廉·戈尔丁摇摆不定的秩序观。戈尔丁似乎一直在思想上在秩序与反秩序之间作着斗争。他认为“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它是反秩序的根源。所以,他对人类的本性持有极为悲观的看法,但是,拉尔夫的获救表明了戈尔丁对人类并没有完全的绝望,这是他对人类保持的一线希望。因此。可以说戈尔丁是一位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自由秩序 --解读哈耶克的普通法法治观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自由秩序,法治之法即自由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这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元法律规则.法治之法的原则要素为法的一般性与抽象性,法的公知性和确定性及法的平等性.他认为,导致拥有如此属性规则的所有原因和因素不可能为人所知,但我们能够作到的应当是努力去发现和理解其实际的一般性功用和一般性目的.法治所处理的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进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受制于不断开放和演进的市场秩序,而不断扩展的市场交换和不断演进的传统秩序又推动了法治化进程.进而言之,"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一自由秩序,这一本质上自由的社会秩序在其进化过程中型构了法治,同时,法治在其型构过程中为其相伴的自发的自由社会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秩序保障.他认为,人和组织与规则体系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影响制约,普通法法治秩序就是这样成就的.其法治观为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法治观,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模式.     

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对英国外交的影响

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外交风格灵活多样,但也不乏“骑墙”印象,咎其理论根源,与工党的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息息相关。其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交理念、外交取向和外交实践等三个方面,是“新国际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的真正根源。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始终在探索和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讲话,对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主权平等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仅有利于战后总体和平的维护,更有利于捍卫亚太地区的和平秩序;也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阐明了调整国际秩序的法制化途径,提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的新思路。     

梁实秋文学观对新文学理念的平衡

中国新文学是多元的与开放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文学认识与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却对这些论战过于政治化,影响了我们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科学客观评价。由于梁实秋独特的文学观念,其文学思想也自然成了论战的焦点,19世纪30年代如此,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亦然。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这种现象,把梁实秋独特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近代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恰当的论点应该是：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虽然与时不入,但正是这种特质才使得它成了对中国近代文学中失去理性与节制的一种纠正与平衡。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乡村秩序重建的"情"与"理"

秩序的逻辑由秩序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和理性决定,但单独的情感和理性都具有其局限性,因此,乡村秩序的重建需要情感和理性的融合,使依靠情感来维系的乡村秩序得到理性的引导,依靠理性来维系的乡村秩序得到情感的规约。     

政治秩序实现的价值共识与路径选择

在马克思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视野下,政治秩序的实现首先需要民众具备达成共识的理性,应将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社会共同体的首要价值目标,将稳定政治秩序的维护奠基于“强国家”和“强社会”的良性互动.而政治秩序得以实现的路径选择包括树立强大的公共权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利益均衡结构.     

论哈耶克的反极权主义和自发秩序

哈耶克毕生都在反对"极权社会主义",他对极权主义的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社会秩序归为两种类型: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理念,理解了自发秩序的概念,才能真正把握哈耶克的思想。     

论哈耶克的反极权主义和自发秩序

哈耶克毕生都在反对"极权社会主义",他对极权主义的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社会秩序归为两种类型: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自发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理念,理解了自发秩序的概念,才能真正把握哈耶克的思想.     

重新发现西方理想主义政治观的价值精神

西方理想主义政治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精神资源,这一传统的力量表现为拆构与建构两种相反的作用, 它是反思的一种独特方式,能够焕发道德热情和促进精神解放,有助于整体和谐与社会秩序的达成,并引导人类有组织的社会走向新境界。     

启蒙精神的高度与限度--试论理性悲剧《浮士德》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既是对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的怀疑;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实用主义与胡适的文学观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胡适文学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存在某些误区。胡适的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其方法论,都来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基于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将胡适斥为形式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把胡适文学理论的优长和特色当作缺点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文学理论与其说是建构一种文学体系,不如说是为文学革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实用主义使胡适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它的优长显得同样醒目和突出。     

西方正义观的伦理-政治维度与法治-政治维度

我们讨论的大题目是西方公正观与当代中国,我觉得不加西方二字,似乎我们是在贩卖西方的普世价值,可能会把问题就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难以展开学理上的讨论.今日之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五四前后,中西、古今问题二元对立的尖锐格局,迫使学者在此做出选择.     

古希腊时期悲剧命运意识与秩序——以神话传说为例

古希腊罗马文化史系孕育着西方文明思想的源头,而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则是传承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根基载体,通过古希腊神话传说来探讨当时的社会秩序同人们悲剧命运的联系,对于了解和进一步探索古希腊时期的悲剧精神意义深远。     

浅析马克思主义理性观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以往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同时克服了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是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积极扬弃,以真正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真正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形成了科学的理性观,即实践理性观。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马克思的新型理性观本质上就是实践理性观。     

庄子静养观与文学养生

庄子养生论中曾多次谈到了读书、创作对养生的作用和意义,文学活动成为庄子静养延寿的一种重要手段。庄子静蓄厚养的养生观念与文学活动中特别注重凝练人的内在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文学养生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     

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