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领导干部的“经”与“权”

《人民日报》2012年7月27日刊登李拯的文章：“经”者．恒久之道也；“权”者，应变之策也。以原则维护根本、指引方向，用应变照顾当下、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只有做到有“经”有“权”，才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有“经”无“权”，过分拘泥于抽象的概念原则而缺少现实关怀，这其实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不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政策就可能沦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文本。     

地震之后 房产交易法律风险谁来担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许，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此次地震是继“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中国人民经历的又一次沉痛的国殇。在全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帮助青海玉树人民重建家园的伟大工程拉开大幕之际，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关系安居乐业的基本民生问题，其中安居问题首当其冲，而安居问题在法律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法律关系。的确，     

数字人权的理论证成与自主性内涵

数字社会需要人权以“数字形态”的方式继续承担为人类社会进行道德奠基的重任。人的数字化生存丰富了人的自然属性，扩展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拓展了人性的外延，并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数字人性。以权利推定的方式，从“未列举基本权利”这一进路出发，表明宪法可以容纳数字人权。对“人权条款”与“人格尊严”的诠释则进一步展示了宪法是容纳数字人权的主要载体。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看，数字人权具有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以及“结构耦合”等功能。数字人权具有理念上的独特性，它强调合作、共享和共治等基本理念，从而有别于传统人权的斗争和防御逻辑。上网权、隐私权、网络表达、个人数据权、数字身份权、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等子权利是数字人权在当前社会境况下的具体权利形态。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反思与重塑

当前的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主张将个人信息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并以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然而，在概念表达上，该理论以“客观法”表征个人信息基本权的属性，错置了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之间的关系；用“间接效力”指称个人信息基本权对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的效力，混淆了“效力”和“效果”的语义。在宪法解释方法论层面，该理论在宏观上具有的法哲学化解释倾向、在微观上对概括性人权条款的悬置处理，使其在宪法教义学上欠缺说服力。面对立法实践，该理论无力解释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何以承担公法义务。确立个人信息保护权利基础的二元结构，明确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主观权利属性，适度延伸个人信息基本权的效力范围，并对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作相应调整，是重塑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有效途径。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     

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私法逻辑

“数据二十条”首创“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该制度的构建需从私法角度证成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正当性，为数据产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基于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民事权利确权授权理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所蕴涵的私法逻辑在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从淡化所有权观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并在数据资源持有权与数据加工使用权“二权分置”的基础上提出数据产品经营权，由此构建了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框架。三重授权成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基本实现路径，而适应数据要素特征的登记新方式有利于数据产权及其交易的保护。     

“编曲权”的法理评析

在考察了国内首起主张“编曲权”的著作权纠纷案案情及判决后，笔者从法理的视角封此案进行了评析，认为编曲过程有无独创性是法律之外的专业技术评估问题，本案“编曲权”之主张合理、正当。依据案件特定境况采取司法积极主义、进行权利推定，才能维护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取消经济适用房？

现在的城市居民们日思夜想的就是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可是眼看着最近几年里商品房的价格就被炒上了天,普通工薪阶层的买房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远了。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作为公共福利提供者的政府也没有坐视由于财富分化而导致的居住水平差异扩大的趋势,而是在福利分房取消后又推行了不少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福利政策。其中,经济适用房制度就是典型代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由政府免费向开发商提供,并辅之以各种税费优惠,建成后要求开发商以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住房困难户出售。这个机制设计的初衷不可谓不好,但…     

出租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法律问题之探讨

出租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必须具备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才能行使。以一次性付款方式条件下的价格界定“同等条件” ,才能真正体现公平交易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是法律、行政法规创设的一项财产请求权 ,而非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承租人以行使优先购买权为名而提起的恶意之诉 ,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中国第一女贪官的色诱之道

“以权谋色”和“以色谋权”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女人当官早已是很寻常的事情，所以，既然有男贪官，自然也少不了女贪官。当下官场．男贪官多以权谋色，女贪官更多的是以色谋权。专家称，女性职务犯罪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色交易，以色谋权，拥权腐败。     

透视部分党员干部社交圈

现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使得党员干部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广泛，社交圈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在社交圈里丧失应有的党性原则和道德品格，出了很多丑态丑事，有的甚至利用圈里关系大搞权权交易和权钱交易，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在社交圈内发生的种种问题，给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请看：——以“联谊”为名拉团伙，搞权权交易。少数党员干部在八小时外借“通融关系”、“联谊活动”等名义，在“同学”、“同乡”、“战友”等“圈”中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礼尚往来…     

论退休权的宪法保障

我国宪法中规定的退休权,属社会权的范畴。退休权与物质帮助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保障权内容。我国宪法中有关退休权的规定不符合实践需要,应当进行修改:在主体资格上,应扩大退休权的权利主体;在实现方式上,应将退休权彻底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中。同时,在实践中,应当对退休权、劳动权进行合理平衡,才能正确处理诸如“平等退休权”、“强制买断工龄侵犯退休权”等纠纷。     

碳排放权的法律多重性——基于分配行政论的思考

当前，学界关于碳排放权的性质界定观点纷呈，不论是“非权利说”或“许可说”还是各种性质的“权利说”,在解释碳排放权生成及交易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时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关于规制碳排放权的制度实践也因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而陷入不明或杂乱之境。鉴于此，宜引入分配行政的理论，从分配行政视角对碳排放权的构造加以解读并予以制度塑造。碳排放权是行政机关基于对碳排放总量控制而进行纵向分配的产物(以配额为载体的初始分配),而碳排放权交易则是基于行政分配的碳排放额度而展开的横向市场分配(二次分配)。对于行政主管机关而言，碳排放权及其配额的确定应定性为行政确认；对于碳排放权及配额持有人而言，其权利则具有特殊的财产权属性，同时亦负有“清缴”等义务。这一定性，不仅有助于理解碳排放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附条件的转化过程，厘清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能够对碳排放权的分配、交易和监管等过程给予有效的方法论指导。     

合宪的权意识和权意识的错位——腐败之患源于权意识错位

权意识可分为权力意识和权利意识。权力意识有合宪的权意识与违宪的权意识之分。权力在主人，职责在公仆，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有义务履行主人委托的职责，这是合宪的权意识。违宪的权意识，最常见的是权意识的错位，这种错位的权意识腐蚀人们的心灵，是一种危险的权意识。其具体表现为：把公权错位为私权；把职权错位为权职；把权力错位为资本。权意识错位就容易滋生腐败。通常说的“人民赋予我们权力”是为大家认可的提法，但如果把这一提法理解为“人民赋予干部权力”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宪法规定，权力属于人民，而不赋予干部个人。人民交给干部的是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义务，而不是权力本身。“权在民”还是“权在官”是两种不同的权意识。在思想观念上，应该变“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我们的职责是人民的重托”。应该为“权”正名，不能因为习惯上错了，就错到底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民法典物权编编纂 ——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物权编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将“三权分置”政策传达为“土地所有权 + 土地承包经营权 + 土地经营权”，其中土地经营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民法典物权编应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 种类，无须改称为土地承包权，也无须增设土地经营权。现行法上“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已被界定为土地经营权，如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仅限于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构成的承包 农户。不同的流转方式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仅有出租（转包）、入股以及类似方式才能产生土地经 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实 现之时，只得采取强制管理的方法，以土地经营权的收益清偿债务。     

驿站：廉与腐的一面镜子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旅中》诗自写旅况,有“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鬲中羹”等句,这是古代社会一般人行旅生活艰辛的真实写照。 驿站制度始于秦汉毁于明 自秦汉时期起，政府为了解决官员出差中饮食、住宿和交通工具的问题，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各地的地方官府设立“驿站”，相当于现今的“招待所”，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为公文传递和官员出差提供了方便。免费使用车船马匹等交通丁具和免费供应食宿，所需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     

关于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的探讨

余祥林案件之后，法律界的学者和实务专家开始大量讨论“律师在场权、沉默权、由律师进行的调查权”等关系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法律制度。本文针对目前侦查讯问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建立律师在场权的设想，对律师在场权的背景、价值、障碍等内容进行讨论。     

社会治理新模式与行政法的第三种形态

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第一形态以“国家行政权——公民自由权”为主轴。第二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国家行政权”为主轴。第三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形态的变化揭示了我国行政法通过权利保护范围与权力主体结构的交替延展得以进化的规律。从阶段上讲，现代行政法在我国已经完成了从第一形态到第二形态的转变．     

一物一权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为罗马法时代的产物,仅适用于有体物和所有权,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一物一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物与权利的法律联系,该种物权法基本立法技术应为我国采纳。为因应社会发展变迁,“物”应包括有体物、无体物、集合物等,而“权”则对应所有权、他物权以及知识产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