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发现和报道首个“万元户”的——李锦访谈录

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1978年至1983年采访过黄淮海地区800多个村庄,以大量第一手材料报道当时农村改革的情况,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82年12月31日,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农村改革情况。     

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风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后，那里是更紧张一些。不久，我到凤阳去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全县广大干部和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张浩来信这股风被大家顶住了，但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他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1997年10月10日。万里同志接受有关单位、学者、记者的联合访问。以下即是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 我一般是不接见记者的，因为已经离休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写清楚这一段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我破例同意和你们谈谈。     

一场上下结合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农村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     

从海林看农村改革的进程与前景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为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勾划了宏伟蓝图。十六大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也为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农村改革打头炮。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经过大量调查,对农业问题有了深刻了解。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被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万里在安徽省委会议上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不久,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     

重庆计划单列始末——上篇·火幕拉启前夜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之后如何把改革引向城市和企业，成了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在错综复杂的行政和经济关系中，打破常规，确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选取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由此，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本刊推出这篇文章，将重庆计划单列的台前幕后细细道来，读者会从中更清楚了解中央对重庆的期望，以及重庆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态势及对策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它是我国农民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又一次创举,是农村小农家庭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它的产生和发展预示着广大农村将以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参与市场竞争.……     

邓小平与安徽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这已成为历史的定论.邓小平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邓小平站出来说话,没有邓小平提供的理论支持,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 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这一正确的观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是对农村改革发展实际情况的高度概括和英明论断。     

记酝酿经济改革重要思想的专家会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最重大的经济制度创新有三件：一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快速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农产品全面紧缺、限量供应的局面。另一件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此后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安排。第三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受益。在这三项制度创新中,第二项不仅处于中间时段,而且相对更具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因而更显重要。在这项制度创新中,有一件事非常值得重视,就是1991年10月至12月中央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思想。     

农村改革的“三部曲”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上，农村改革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30年的历程中，农村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村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变经营体制。自1978年开始，首先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     

金浪金风金色天——忆常德农村改革

常德的改革与全国一样，也是先从农村起步，从农村突破的。农村的改革，现在规范的说法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通俗的说法叫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的推而广之，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常德和全省一样，相比全国至少迟了一年，有的地方可能迟了两年。     

江泽民在广东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

在改革开放初,农业上,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工业上,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政策,使各种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企业兴旺了,需要原材料,需要生产,需要销售,需要工人。以此为契机,带旺了各行各业。     

“包”与“不包”的博弈——1976～1983年的上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再审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对它的研究和讨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长盛不衰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但学术界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作全方位研究的比较多，专论1976～1983年农村改革的文章并不多。即使是已有的研究文章也或是从全国农村的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或是集中在对安徽小岗村这一典型案例的剖析上，较少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海的生动实践，有着不逊于小岗村实践的现实研究意义。     

完善村民自治与家庭承包的法律制度

<正>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领导农村改革实践的壮举,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的新农村组织制度。村民自治是家庭承包制下对村民的重新组织。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确立了村民自治。其直接使命是重新组织人民公社解体后的家庭经营户问题,通过直接民主实现村民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农地零碎化的种种局限,使农业生产发展减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新时期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和现实选择,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合作经济是农民适应市场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营模式．农民脱离了合作社，虽然部分保存了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改革主要是强调农户自主经营的权利。重新回到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分散经营的个体农业．这种改革有效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     

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曲折、不平凡的历程,农户家庭重新获得独立的土地经营权利是这一阶段改革的最大成果。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是最受生产者欢迎、最适合我国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土地经营方式,而且从世界农业发展史和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农户家庭经营并不构成农业现代化的障碍。未来的政策取向,当是在坚持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在加速推进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通过产业化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实现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略论当前农村经济改革面临的若干深层次问题

改革开放30年的农村经济改革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发展型的问题。本文认为农民主体地位问题、农民利益表达问题、农村经济体制问题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面临的几个主要深层次问题,并提出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提高农民经济组织化水平、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现实路径,希冀能够为农村的稳定发展提供某些启发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