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农民工既是我国城市化的产物,又是我国城市化滞后的表现,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这种独特性折射出农民工的非农化并没有带动他们的社会身份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如果没有社会身份的转变,农民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这里的关键是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统一的社会流动平台和基石,才能谈得上农民工实现了真正的社会流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以社会流动的视角

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流动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在物质上，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自身劳动力资本层次较低，农民工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工资较低、低流动性的职业。在心理上，由于农民工不合理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内卷化”的社会群体认同，使他们容易遭受城市居民的歧视与排斥。这些都使得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心理认同与归属感。     

和谐社会中的职业结构向上流动研究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和机制。社会转型时期,新的职业大量出现,大大促进了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职业的向上流动。但是我国当前存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造成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的不公平,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转型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转移,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影响,并对社会运行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助推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转型期的特征,如多元并存的流动形式和种类,各阶层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垂直流动,同时经济地理法则仍然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流动的态势。     

社会流动视野中有组织犯罪发展趋势探讨

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模式是国家——市场并行的双重秩序,社会成员的流动机会增多,向上流动频率加快,但仍然存在一些制度性流动障碍。这一现状对有组织犯罪发展趋势的影响表现为：社会流动障碍的博弈决定中国有组织犯罪的数量规模将保持在高位水平,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有组织犯罪的演变过程遵循社会流动的规律。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城市底层生存与低保制度调适——基于湛江的实证调查分析

湛江的多社区社会调查显示,城市低保对象处于生存边缘和发展边缘,存在社会支持网络狭小、信息路径闭合、生活态度钝化和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等现象,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现行的城市低保制度可迈向有助于低保对象社会流动的发展型制度。     

社会流动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协调机制

社会流动机制在个体、阶层以及社会结构等层面,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协调功能。当前我国社会流动机制中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流动的失衡与无序;上升性流动机会的相对不足;自致性规则的普适性受限;对弱势群体流动保障欠缺等。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合理的社会流动提供良好的动力机制;二要加快城市化步伐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多新的职业岗位和流动机会;三要完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拆除社会流动中的障碍与壁垒;四要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发挥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后致性流动机制的作用;五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民工流动类型的分析及政策建议——以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为例

通过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流动的类型及其利弊。在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主要输出地（如浙江）,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类型有远距离流动和近距离流动;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和弱关系网络型流动。但这几种类型的流动弊多利少,既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的减少,也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引导和鼓励,促使我国农民工流动实现从远距离流动向近距离流动、从就业型流动向定居型流动、从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向弱关系网络型流动的转变。     

在夹缝中生存:被社会排斥的城市流动知青

城市流动知青群体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产生和发展的一个特殊群体。从调查中发现,城市流动知青群体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制度改革的滞后,而遭受经济的、社会关系的、以及制度的等多方面排斥,生活在制度的夹缝中。社会排斥理论是现今社会公正和社会流动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很好地解释了我国城市流动知青群体的处境。     

社会流动中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阶层分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群体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型群体。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村女性通过外出务工,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她们的层次分化已经初步显现,但层次分布很不合理。为了促进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合理进行阶层分化,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大力宣传社会性别平等文化,努力培育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积极在农村发展多元化的托幼养老组织,解决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提升城市社会对务工女性的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