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义绝制度

义绝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强制离婚制度。义绝指夫妻之间出现了法定的伤害行为而导致的恩断义绝、必须离婚，否则处以刑罚。义绝的观念自汉时即已形成，在唐时正式进入法典，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变化，至清末修律时正式废除。义绝制度是中国古代家族社会中礼与法融合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迁，义绝制度经历了从重视家族事务逐渐向重视个人事务演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古代婚姻法制内在的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法上的和离

和离指夫妻双方因情意不协而自愿离婚的制度,它与七出、义绝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制度。和离之制渊源于《周礼》,自唐代始进入法典,形成正式制度,后代基本相沿不变。该制强调婚姻的两相情愿,不受外力强制的特性。它广泛应用于一般民众,但对宗室成员和官员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考察现有案例可见,和离之法对保护女方平等的离婚意愿及女方的财产都有一定价值,但司法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女方离婚诉求的抑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维护家族利益的特点。     

独立抑或附属:再论和离的法律地位——兼与范依畴商榷

中国古代一贯实行有条件的许可离婚。从唐律开始,和离作为一项独立的立法,与七出、义绝一并构成中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形式,而非七出、义绝离婚的附属。该制强调夫妻情不协和而两愿离婚,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对婚姻的强制干预力,重视夫妻自身的调整功能。学者在分析和离时,对其限制也有所认识,并没有把它视为无条件的、完全自由的两愿离婚。诸多事例表明,和离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离愈至后世愈益成为民间离婚的主要方式。     

略论中国古代的离婚制度

中国古代的离婚制度符合其专制统治的需求,主要形式有:七出、义绝、和离以及悔婚、妄冒等,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法文化对当今社会仍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尽管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离婚制度,但中国古代的婚姻关系总体上仍较稳定,这些可以折射出当今婚姻关系脆弱。对那些不符合社会道德的现象应制定出法律规范措施以弥补婚姻法的不足。     

中国古代的家族法

中国古代的家族法是大家族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秩序,严密钳制和束缚家族成员,使其不得犯上作乱而制定的。国家承认家法的法律效力,家法又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起着国法所起不到的作用,在中华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家族法在维持家族内部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家族法产生的原因、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内容、中国古代家族法的作用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     

略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特质

家族主义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之一。家族制度是法律所维护的主要制度;家族文化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研究家族文化的特质,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核及中华法系的特殊魅力。     

族刑论

族刑论马作武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故“族”者，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恤刑原则的暴虑刑制在中国古代常盛不衷的根源，实在是中国传统法律...     

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

家族司法是古代中国法制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要认识这一独特现象 ,需要从其存在的原因、司法的主客体关系、运行的机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古代中国家族司法具有两面性 :其积极作用是有效地调整了基层社会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而其消极影响是窒息了人们的诉讼意识。     

中国古代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及其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官员及其家人,以及对同居卑幼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等两方面。这种限制与吏治文化、家族一体观念等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同时,对契约主体资格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古代契约自由与平等的实现。     

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以亲、邻优先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 ,滥觞于中唐 ,于宋、元形成制度 ,至明、清则融于交易习惯和家法族规。该项制度的产生 ,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维护宗法家族利益精神的影响 ,也与维护乡党利益、处理相邻关系及其些赋役征发的法例和习惯等因素有关。该项制度与中国古代国情基本相适应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宗族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梁启超先生曾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①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数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明清时期国家注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鼓励各地家族在自己的谱牒中制定约束族人的规范,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家族司法由此产生并发展。此时期的家族法规对家族内部的司法组织、辅助人员、管辖、告诉、审断、执行等主要制度和程序都有所规范,地方官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其司法效力。家族司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古代国家州县一级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族刑研究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亲属株连制度,一人有罪,亲属往往受到牵连而共同受刑。家庭成员为个人犯罪行为承担共同的刑事责任。族刑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究其原因: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是族刑得以延续,及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本文试通过对族刑含义的梳理、族刑的历史性渊源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进而提升我们对古代族刑的认识深度和力度,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移植与播种——个人本位法律观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古代形成了以"仁"和"礼"为内容的法律价值观,其共同特征是忽视和压抑个人价值。清末修律中出现的人格、个人本位思想十分可贵,但只是昙花一现。中华民国时期拒绝了传统的家族本位和西方的个人本位,确立了国家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是"阶级本位"占统治地位,后三十年逐渐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将成为指导当今法律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     

论我国古代国家民事立法欠发达的原因

我国古代国家民事立法一直缺乏生存空间,长期以来备受统治阶级打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滞后;家族本位思想;完备的礼制规范和发达的家族法规;国家不重视庶民的个人权益和推行义务本位;人格上的不平等,等等。这些都制约了中国古代国家民事立法的发展。     

西方遗嘱继承理念变迁及规律

＂家族协同说＂是古代社会的遗产继承理论,近代思想家依据自然法提出了遗嘱继承＂意志说＂,现当代法学家从关注社会利益的视角出发,提出了遗嘱继承＂社会利益说＂。西方遗嘱继承理念的变迁,表现为从＂家族协同说＂、＂意志说＂再到＂社会利益说＂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呈现出多样化特质,但总的发展趋势与规律是走向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混合法的制度设计:"法律"与"法官"的折中

以今人的分析方式对中国古代法律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律兼有大陆法系的"制定法"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不容置疑,但律文的简明扼要又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造法"留有充分的空间.这种"制定"与"判例"并重的混合特征,使中国古代法律样式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法官在法律体系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法律与法官的折中正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混合法体系所具有的特色.     

“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

与传统的男性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形成对照,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追求“德、才、色”三兼备的主体意识,并且朦胧地追求个性解放,尤其是叶绍袁的夫人沈宜修与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以出类拔萃的学创作的实绩,在中国古代学发展史上显示出家族女性诗人群体前所未有的优势,也将晚明学解放思想推进了一大步。     

白契与红契——“中国古代证明文化漫谈”之二

讲到中国古代的契券问题,有必要说一说中国古代税契制度中的"白契"与"红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