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欧盟气候政策发展中的分水岭。在后哥本哈根气候时代，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大大降低，并且越来越注重国际气候承诺的落实和现实主义气候外交手段的运用。欧盟气候政策的这些变化与国际气候格局的转型、欧盟塑造国际气候机制方式所面临的挑战、欧盟内部气候政治的新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蔓延等一系列内外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者和国际气候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的变化对欧盟自身、未来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以及中国也将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鉴于欧盟气候政策的变化尚未尘埃落定，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新变化

法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然而,早期法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呈现出气候外交战略适应性弱、依赖气候金融援助模式、国家气候政策摇摆性强等特征。以《巴黎协定》为分水岭,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在全球战略、区域外交模式、国内政策选择方面呈现诸多新变化,包括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意愿上升、气候外交战略呈现多元趋势以及“共识政治”形塑气候政策偏好。     

新国际环境与韩国农业

一 历史及地理背景 韩半岛的北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相接壤，向南延伸 １１００公里左右。大韩民国的国土面积为９９３ １３平方公里，约占半岛整个面积的４５％，其中大约叨％的面积在１９９７年是作为农地耕作。剩余的面积大部分是山地（占整个国土面积的６５％）。韩国四季分明，位于明显的季节性气候地带，因此春季和秋季气候温和，而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是摄氏１０－１３度，年平均降水量是１３００毫米。年降雨量的一半集中在６月至８月之间。较之饲料作物及谷物的生产，韩国的气候更适合于水稻的生产。 ７世纪…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涉及了气候政治因素,但对当前兴起的气候话语权争夺态势的研究还远远不足,集中于系统解析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机制的成果更是缺少。在国际气候话语权争夺战中,欧盟凭借其先发优势,通过气候话语的语篇叙述、句式选择、概念创新构建了欧盟在气候领域的话语权力,值得各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析冷战后欧美在国际气候话语权领域的博弈态势;第二部分结合相关理论解读欧盟气候话语权的建构机制;第三部分是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试论基础四国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作用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后京都气候安排的达成,但也可能促使国际气候谈判集团,特别是G77加中国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出现时间尚短,其最终能够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取决于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何对待联合国渠道与其他渠道的关系、敦促发达国家减排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是否能够保持G77加中国内部的团结性等。     

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及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涉及了气候政治因素,但对当前兴起的气候话语权争夺态势的研究还远远不足,集中于系统解析欧盟气候话语权建构机制的成果更是缺少。在国际气候话语权争夺战中,欧盟凭借其先发优势,通过气候话语的语篇叙述、句式选择、概念创新构建了欧盟在气候领域的话语权力,值得各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析冷战后欧美在国际气候话语权领域的博弈态势;第二部分结合相关理论解读欧盟气候话语权的建构机制;第三部分是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法国碳中和战略：目标设定、实现路径与前景分析

2017年7月，法国正式启动《气候计划》，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法国成为全球最早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之一。为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及2030年中期减排目标，法国加速升级能源结构、降低日常生活的能源消费、推进农业和工业脱碳、提升生态碳汇并发展碳捕获与封存技术。通过以上措施，法国试图向脱碳经济转型，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和就业机会；增进欧盟团结以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捍卫《巴黎协定》的成果，彰显法国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然而，由于俄乌冲突、能源结构制约、社会民生保障和政党竞争等多重现实挑战，法国在碳中和之路上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如此，长期来看，法国不会改变生态转型的改革方向，不会放弃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国际道义高地，仍会积极完成碳中和目标，争取国际气候秩序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美国对全球气候资金的贡献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外气候援助的案例研究

近30年来,美国对外气候援助取得重要进展,经历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规模持续增长,但在美国气候事业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小;美国提供的气候资金位居全球前列,但占全球气候资金总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对外气候援助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援助效果越来越有保证。美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进程受到国际制度和国内政策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指导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明确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气候援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美国气候政策的发展轨迹。未来,尽管特朗普总统打算削减美国的气候预算,但其行为将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困境与前景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挑战,从2003年起气候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水资源保护、能源转型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截至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开展气候行动。在以合作促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以气候治理增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动力不断增强。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内外挑战,气候治理能力不足、利益矛盾与博弈不断、自身机制缺陷、外部力量干扰以及现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不足等对上海合作组织凝聚治理共识、采取有效行动形成制约。这些问题与挑战虽然对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定冲击,但难以抵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气候合作的步伐。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多措并举,抓住合作机遇,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上合力量。     

欧盟气候援助政策:演进、构建及趋势

气候援助是国际气候谈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通过提供资金及技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之一,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气候融资来源方,对国际气候援助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外交战略层面的欧盟气候援助以推动可持续发展及能力建设为目标,在政策构建中重视发展联盟关系、多元化途径设计并强调向技术倾斜。当前欧盟气候援助尚存在诸多桎梏,未来的气候援助将出现向主要缔约方施压以求责任分担、进一步减少公共财政比例、注重项目评估与监督等趋势。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博弈

全球范围内因人为因素而导致的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气温不断升高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潜在的或者直接的威胁。气候变化问题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相应地，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政治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     

欧盟气候外交的战略困境及政策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欧盟通过雄心勃勃的气候外交战略获得了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地位。以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为起点,以国际航空碳税政策的失败为标志,欧盟的气候外交战略陷入了结构性与工具性的双重困境。欧盟外交角色定位不明且行动效率低下、气候外交模式偏重技术官僚主导、经济基础存在结构性制约、气候外交与总体外交战略存在逻辑对冲是导致这一困境的主要因素。为巩固既有利益及重获气候谈判领导权,欧盟于2010年开始制定并实施了若干转型政策。总体来看,转型政策呈现出重视中期战略、注重能源安全、维护伙伴关系以及强调规制主义等特征。这些转型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气候外交困境的影响,使欧盟更加接近其气候外交的战略目标。     

德国安全化气候议题的策略与动因分析

一直以来,德国将气候安全主流化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积极致力于推动国际层面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实现.德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行为体,其在气候议题安全化上的行为策略和动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对德国在气候议题安全化中的角色关注不足,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对安全化主体行动策略和动因的分析也较为笼统.本文基...     

特朗普政府“去气候化”行动背景下欧盟的气候政策分析

特朗普当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去气候化"行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不满。作为长期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欧盟进行了坚决回应,强调《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专门就此发表声明,表示欧盟会继续全面落实其承诺并发挥领导作用,继续实施其减排措施以及在金融、能源、交通与工业等领域采取的气候政策。欧盟在美国退约背景下高调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其主要的战略考量仍然是立足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试图确保欧盟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战略优势,主导和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进程,并积极回应欧洲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关切,在欧洲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下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但从欧盟的坚决回应及其行动来看,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